正是由于重商主义主张的政府干预思想强化了封建政权对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束缚，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则限制了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的扩大，因此随着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它们必然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思想来扫除重商主义思想对它们的束缚，寻求一个新的指导思想。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亚当·斯密建立了以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古典经济思想体系。后经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发展，古典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确定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它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经济思想也主导了此后100多年的西方资本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发展，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所促成的“凯恩斯革命”，古典经济理论才逐渐失去在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主导地位。然而，当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诱发了普遍的对凯恩斯思想的怀疑后，新古典经济学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代表着“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都在此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它们的思想其实仍然脱胎于斯密所建立的古典经济思想的。

古典经济思想倡导自由市场的作用，认为在自私的人性的驱使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中，通过价格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市场可以通过多个市场主体的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发的实现均衡的发展。政府仅仅应该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应该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其实只会扭曲市场机制中的价格信号，从而造成社会福利与经济效率的损失。政府其实需要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以维护市场机制的有序运行，而无需通过产业政策来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

在国际贸易方面，古典经济思想以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为武器，主张各国应该根据地理位置或者资源禀赋所造成的、自己在不同产业发展中的生产成本或生产效率的差异来选择自己具有一定的优势的产业来发展，并出口相关产品，对于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则应该放弃该产品的生产而通过进口来获得该商品。在对外政策方面，应该推动国家之间的合理分工与自由贸易，尽量降低关税，并减少贸易壁垒。在西方经济发展史中，这些古典经济思想最终反映在WTO与世界银行、国际贸易基金组织等经济组织的建立之中，也可以在“华盛顿共识”中得以发现。(www.daowen.com)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亚当·斯密建立的古典经济思想在西方经济思想界中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即使在这些思想的发源地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美国的经济发展的历史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与这些思想相悖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更多地表现出重商主义特征或者说具有产业政策主导论的特征。从总体上来说，自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以来，世界所有经济体中，除了香港，基本没有第二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始终坚持古典经济思想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与自由贸易的政策选择的^[1]，这与古典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思想、新自由主义经济在西方经济理论中长期的主导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