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产业政策理论近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目前国内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并不十分深入，国内学者更多的是利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于某一特定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分析，对于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分析则略显不足。

路爱国（2006）最早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了现代产业政策存在的合理性。他在介绍了新自由主义对于产业政策理论的反驳的理由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罗德里克所提出的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两种市场失灵问题，来深入地阐述产业政策理论的合理性。他同时指出，信息外部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设计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同时采用鼓励与惩罚两手并用的产业政策手段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他认为这正是东亚模式的成功，而拉美模式则刺激有余而惩罚不足，因此它们在建立某些支柱性产业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无效率的企业。^[23]

张鹏飞和徐朝阳（2007）大量地引用了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他们指出，尽管很多新干预主义者通过对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的研究，极力地推崇产业政策手段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缺乏计量分析的案例研究，然而比森和温斯顿（Beason，Weinstein，1993）对于 日本产业政策的计量研究则表明，日本的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企业的竞争力没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对于新干预主义提出了质疑，他们怀疑新干预主义的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理论基础，不是产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进行干预的原因，而是其结果。^[24]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发展模式的研究，更多的国内学者往往是通过对于东亚模式、拉美模式的分析，来探讨其中的科学性以及存在的缺陷。贾根良（2002）认为，东亚模式由于没能涵盖中国大陆，因此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追赶模式，而非赶超模式，同时未能包含生态发展的要素，从而表现出特定的缺陷，因此中国模式必须超越东亚模式，致力于跨越而又兼收并蓄的多样化和生态发展的模式。^[25]

鞠伟民（2002）则把东亚模式总结为“三高一大”，即高储蓄率、高投资率、高出口比重和大政府。同时指出东亚模式中企业模仿能力强，而创新能力弱，对于出口市场，特别是欧美市场的依赖，最终导致其基础的脆弱性，由此解释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6](www.daowen.com)

胡放之（2004）把拉美模式视为一种带有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内向发展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发展模式，即出口自然资源，进行进口替代，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化，在社会发展方面扩大私人消费并使其多样化，通过不断增加公共开支来刺激国内需求。他同时指出，由于拉美国家国内保护过度，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工业制成品价格昂贵，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劳动者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无法得到改善等缺陷得到暴露。^[27]

卢韦（1999）对比分析了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之间在基本特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进而分析两种模式对于两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收支平衡的波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居民收入的提高等方面所造成不同的结果。他得出由于两个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在经济发展中所遵循的指导理论的不同，以及周边环境的不同，因此导致了两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存在的种种差异的结论。他总结得出，两种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差异表现在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外向性与内向性的关系，扩大内部资金积累和利用外资的关系，发挥资源优势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关系，发展模式的正确择定和适时转换之间的关系，这5个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上。^[28]

从总体上来说，尽管对于拉美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研究一度得到国内理论学界的关注，但是其研究视角更多集中于发展经济学或者国际贸易学，研究两种模式在经济协调发展或者外向性发展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对于产业政策手段在两种模式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的研究并不丰富，这也为本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