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际理论经济学界对于现代产业政策视角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东亚各国、拉美国家、中国，以及以南非为代表的非洲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应用的研究。

战后日本推行产业政策的成功，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样板，东亚、东南亚、拉美、非洲各地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仿效日本，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推行了产业政策。拉尔、卡尔平斯基、张夏准等人深入地研究了东亚高增长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朱里安（Elisa Giuliany）、梅罗（Albert Melo） 、豪斯曼、罗德里克则分别针对拉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的经验与教训展开了分析。^[14]由于代表经济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推行并没能解救处于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诸国与转型经济国家，近10年来，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业政策理论，重归利用产业政策引导经济发展之路。

创新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地位的提升体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提出。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1987）提出^[15]，他通过总结战后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提出政府在创新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通过政府的政策主导，可以充分发挥各创新主体的能力，推动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从而可以加速一国的经济增长。他把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技术”。在他的概念中，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在于政府，通过政府来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创新能力。^[16]在弗里曼看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配置资源和协调创新，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和干预加快国家的技术创新的整体速度。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战后日本政府通过政策保证，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官、产、学合作”的科技制度，促进日本经济的腾飞。^[17]

理查德·纳尔逊（Nelson，1993）在1993年出版的 《国家创新体系》 中，分析了美日等国的技术创新的国家制度因素，他尽管强调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指出政府可以通过政策保证、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促进企业的创新行为。^[18]

近些年间，在反驳经济自由主义者对产业政策理论的批判时，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了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特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的实证研究，比较自由主义与产业政策两种发展策略对于同一地区的影响力，而推出产业政策在现代 经 济 中 的重 要 作 用。拉 尔（1996，1998，2003，2004）、卡 尔 平 斯 基（2007）分别对东亚高增长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将其归结于他们推行了成功的产业政策，并试图将其成功经验与拉美、南非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对比，设计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的现代产业政策。^[19](www.daowen.com)

拉尔（2003）通过对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历程的研究，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干预作用的体现。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行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拉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他从理论上与经验上，怀疑在东亚国家的工业化成功中，究竟有多大作用是来自于市场力量的推动。他认为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也是不完全的，在东亚国家，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20]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 国外经济学家（Shafaedin，2006； Gallagher，2005； Paus，2004；Rodrik，2001）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

阿布加塔斯和鲍斯（Abugattas，Paus，2006）反思“华盛顿共识”无力解决拉美经济困境的现实，指出拉美国家自由化改革对政府收入形成冲击，关税收入大幅减少，对于这个地区的多数国家来说，自由化改革导致的政府收入减少远比贸易自由化造成的福利的增长更大。他们提出，拉美国家由于存在能力方面的缺陷，教育、技术能力、获得贷款和相关公共设施的商业环境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不足，因此必须依赖政府推行以能力为中心的产业政策，增加在公共设施、教育、培训、金融刺激等关键领域的花费，以提升拉美国家经济能力，促进拉美国家经济发展。^[21]

阿布鲁（Paiva Abreu，2005）则通过分析拉美经济发展的实践，指出推行“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化改革以后的拉美国家，不仅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在拉大。他批判了拉美国家传统的采用持续补贴的产业政策的选择，容易导致日益严峻的多边法律限制，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增加国内受到负面影响的群体的政治反对。通过介绍韩国、中国、印度等亚洲高增长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芬兰等欧洲国家，以及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等加勒比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拉美国家应该如何通过产业政策推进本国经济发展。^[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