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亚东

走马上任

1973年2月，宁波地委抽调我去余姚横河、龙南等地调查研究，主要原因是省里考虑要将余姚横河区的8个公社划归慈溪县，当地干部群众思想不通，意见很大。他们认为这样划归既不利于农村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又会在人文历史、地域交融、水电交通、重复建设等方面出现新的问题，造成余姚泄洪与慈溪供水的困难。

横河历史上属余姚县，与余姚血肉相连，而且当时余姚经济水平好于慈溪，横河、龙南、石堰、彭桥、彭东、樟树、民主、桥头公社都是余姚县的精华所在。全县要划出10万亩山地、3万亩杨梅山、3座水库（其中1座800万立方米、2座1000万立方米），又都是粮食主产区，对余姚来说无异是从身上割去一块肥肉。针对这一状况，地委要我去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我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余姚干部群众的意见的确很大，向上面反映的群众来信就有800多封，而且有一定道理，于是就把了解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地委做了汇报。

没有想到这次余姚之行，是我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从余姚回来后不久，地委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去余姚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

我向组织恳请留在专署农林局工作。当时，我考虑的是自己刚被“解放”出来不久，“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尚未抚平，身心感到疲惫。工作刚刚起步，正在奉化治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破坏的山林，在岩头、九峰等地抓封山育林、留笋养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效，省商业系统正准备来开现场会议，所以不想再去远征。再说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各方面都还不稳定，我在农林局只是一个中层干部，上有地委书记、专员和分管副专员扛着，担子不重。去余姚要面对70万名干部群众，而且余姚“文革”期间的情况我也有所耳闻，以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是难以承担如此重负的。再说自己年近半百，不想再有举家搬迁的变动。尽管向组织提出了个人要求，但调动的通知已经下达，我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走马上任了。

从1973年2月到1984年1月，我在余姚工作的11年间，正是国家处于动乱后期和大动荡、大调整、大变革的时期。我刚到余姚时，县里两派斗争还在继续，武斗时有发生，干部不敢工作，社会治安混乱，作为基层领导，我如履薄冰。受命于危难之时，但又无法抗拒，说实话我是战战兢兢走进余姚的。其间经历了余姚医治创伤，恢复元气，整顿调整，建设发展，改革开放，欣欣向荣的历史转折的全过程。

余姚是个好地方，位于宁绍平原中部，东接宁波，西临杭州，南靠四明山，北濒杭州湾与上海隔岸相望，自然环境优越，土地肥沃，是有名的水稻之乡。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余姚是全国十九个抗日根据地之一和南方七大游击战争根据地之一。余姚人民勤劳勇敢，耕耘在家乡土地上，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通过民主改革，逐步向社会主义　迈进。

我在余姚的工作时期基本分为三个阶段：1974年至1976年，以抓农业为主，参与“批林批孔”运动；1977年到1979年，担任县委书记后，主持揭批“四人帮”，全面整顿；1980年到1983年，主抓改革开放，全面发展。

到余姚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带领干部深入区、公社、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业生产情况。余姚属于以粮、棉、油种植为主，林、果、菜、渔全面发展的综合农业区，农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占社会总产值的60%，1973年全县种植粮食47万多亩，棉花近10万亩。

在对稻区、棉区、山区的调查中，我发现余姚农业应该抓好四大块：丈亭区所属三七市、江中、罗江、新桥、梅溪、龙山、二六市等地为一片，常年受洪涝灾害影响，产量很低；姚北滨海平原，主要是临山、泗门两个区，是棉花重点产区，粮食、油菜、榨菜、蚕豆也占相当比重；粮食高产区主要是马渚、环城地区，被称为余姚“乌克兰”；姚南山区，主要是四　明山。

我在地区农办工作期间，就注意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违背自然发展规律，搞一律化、一刀切，而是摸索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途径，分类指导，寻求各自的增产增收途径。

改造低产田

我在宁波工作时，曾到余姚江中公社增产大队进行调查研究，探讨改造低产地的措施。后因“文化大革命”干扰，半途而废，但低产问题一直牵着我的心。到余姚后，我就想着要把丈亭改造低产田的事提上议事日程。1974年，我和县委严斌、郭众群、项秉炎等同志去丈亭蹲点。丈亭公社书记计能良同志一见面就对我说，你们已是第九批工作队了，又要来撤谁的职？我被问得一头雾水，问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向我吐了一肚子苦水。原来丈亭是宁波地区有名的低产地区，省、地、县派来一批又一批工作队，来一批，撤一批干部，他们不从自然条件、生产设施等方面去找低产原因，往往归罪于干部没有作为。他还给我说了区委原副书记顾祖祺的经历。顾祖祺16岁就参加工作，一直在县委、县政府任秘书，后调任丈亭区委副书记，因为丈亭产量上不去，就被工作队撤了，不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被判刑受劳役之苦。所以分配来丈亭工作的干部，都有很沉重的包袱，不知道哪天说撤就撤了，做工作没有安全感。

我听后很震惊，再一次感到极左路线害人匪浅，于是确定把丈亭作为重点，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我和县委同志经常与当地干部群众商量，向科技干部请教，寻找低产原因。余姚从地貌上说是多山地区，集雨面积较大，每逢台风与暴雨季节，姚江水位猛涨，又被慈溪挡住，造成严重灾害。丈亭地势更低，姚江大闸建成后，江水倒灌，成了烂田，严重缺氧缺肥，群众都说“丈亭种田是种买相，不是种产量”，意思是说有种无收。我们把绿肥、种子、农药等无偿送给农民，有的农民不要，有的要了也不种，怕种了都烂光，他们寄希望于风调雨顺，靠天吃饭。

经调研后，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改变丈亭面貌，首先要从改变丈亭的水利条件入手，如果水利条件不改善，一切都是空谈，只会雪上加霜。于是，我们坚定了发动群众，大搞水利的决心。很快，一个改天换地的群众性的治水运动在丈亭大地掀起。(www.daowen.com)

丈亭群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分期规划，分批进行，团结治水，区域排涝，沿山开河，引出山水，综合治理，采用民办公助的方法，开新河、整旧浦，拦蓄径流水、降低地下水。到1977年，共投工500多万工，完成土石430万立方米，挖掘整修河浦154条，长220公里，主要有魏家浦、团结浦、龙山浦、马家浦等。同时建桥13处，移建抽水机埠13座。每年投入的水利经费30万—50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资金，由地、县、区各出部分，群众义务投工。

在治水中，受利益驱动，上下游关系比较紧张，水利纠纷时有发生。如三七市公社和新桥公社为治水发生矛盾，后经两个公社党委协商决定，共同治理多事的彭王浦，把这条原来弯弯曲曲、断断续续，只有三四米宽、几十厘米深的浦，改建成一条长4500米、宽25米、深3米，能灌能排的大浦，浦名也改为团结浦。还新建了9座水闸，5条机耕路桥，迁移8只机埠。尽管工程大，投资多，负担重，但8000人的劳动大军奔赴工地，出现了团结互助、共同治水的新气象。丈亭、罗江、新桥、龙山等7个公社也时常发生水利纠纷，经过发动群众，坚持团结治水，既讲政策，做到合理负担，又讲风格，发扬奉献精神，很快建成了瑶林水库。沿山的6个公社则引山水到渠、造浦，再排到姚江。对地势特别低的地方，就围圩，建翻水站、排水站，全区共建58个排灌站、153个水闸。为了挡住姚江洪水倒灌，在姚江、慈江、大浦新掘了12条浦，并在12条浦两侧、姚江两岸筑起高达4.5米的堤坝。再就是疏浚河道，排除污泥，扩大　引洪。

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取得成果，丈亭的水利条件大为改观。1977年，省水利厅在丈亭召开群众性治水现场会议，总结推广丈亭治水经验。

在治水的同时，我们还在丈亭推行农业生产技术的三大配套措施，即良种、良制、良法。首先使用良种，从1974年开始，试种杂交水稻，1976年大面积推广，亩产比老品种增加120斤到150斤。其次采用良制，根据不同区域采用三种布局，地势低洼地区推广种油菜、水稻，地势高的地区种麦、种稻，地势一般地区种油菜、绿肥和稻，做到因地制宜。最后运用良法，实行科学种田，推广绿肥加施磷肥，提高绿肥产量；增加有机肥料，推广化学治草；植保做到规范化、机械化，喷雾器、东方型治虫器进入农家。为了使群众掌握操作技术，定期举办各种训练班，动员脱产干部带头进训练班学习先进技术。经过上述多方面的治理，丈亭低产面貌终于有了明显改变，甚至超过了被称为余姚“乌克兰”的马渚（县统计资料表明，1983年马渚粮食亩产526公斤，丈亭达到534公斤）。

大抓水利建设

在丈亭改造低产田的经验，使我懂得“水利是农业命脉”这一道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大跃进”的那几年，余姚虽然新建了四明湖、陆埠两个大中型水库和一批小型水库、山塘，水利条件已有了很大改善，抗灾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水旱灾害仍是农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频繁的自然灾害仍是制约余姚农业生产发展的一大因素。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大抓水利建设还是丝毫不能忽视的。

我到余姚时，四明湖水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但配套工程还在陆续进行，如配套的灌溉工程、城南干渠至梁辉童湖全长15.14公里渠道工程，都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华山水库是全县第一个小（一）型高山蓄水水库，坝址海拔638米，库区华山、大岚2个公社受益面积2387亩。由于两个公社受益不同，积极性不高，从1971年动工以后，进展缓慢。后经县委多次协调，落实有关政策，坚持多受益多负担的原则，技术性工程由国家投资补助，克服了工程规模大、山区劳力少、负担重等重重困难，终于在1977年如期完工。

陆埠水库在我任职期间完成第二期和第三期全部保坝工程，1973年7月中旬大坝堵口顺利完成，10月又组织万人上工地，加高加固，车厩渡漕等配套工程全面竣工，输水渠道全线贯通，1983年交付使用。从1973年到1976年，县委、县革委会向省、地区革委会要求列项、拨款、拨物的报告接连不断，得到省、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县里也从计划内挤出物资，终于建成了陆埠水库。

陆埠水库的建成，不仅解决陆埠、明伟、江中、罗江等公社5.5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问题，对拦洪、减轻姚江排涝压力也起到重要作用，还满足陆埠地区人民自来水供应，开展发电、养鱼等多种经营的要求。这一时期还建起了临山海涂水库，可灌溉农田6万亩，养鱼水面1348亩。从1976年到1979年，泗门一、二号水库和曹娥、朗海、镇海、万圣等公社10000多米海塘先后坍塌，我们及时组织力量进行修复，建立4个开山队，抛护塘石8820立方米，完成土石方72万立方米，投工120多万工，加固了海塘。山区主要整治溪流，湖东溪、大隐溪、南庙大溪等都在这一段时间发动群众，分期治理，改善山区生产条件。

1975年10月22日，县成立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县委确定由我任总指挥。在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全县掀起大学大干、以治水为重点、以解决内涝为主攻目标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新高潮，主要抓江河、湖泊、溪流整治，结合改良土壤，变低产为高产，高产更上一层楼。余姚境内河道纵横、溪流众多，我们根据当时自身能力，以小型为主、以群众为主。1975年冬，全县每天有10万名劳力投入农田基本建设，最高日出勤达到22万人，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持续三个冬春，出勤人数之多，规模声势之大，群众干劲之高，工程进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如丰北公社为填平2590米老河，在1976年11月投入务农总劳力90%，其中还有70多岁公公、60多岁婆婆，情景十分动人。在治水工作中，我经常带领干部奋战在第一线，现场指导，及时帮助基层解决治水中发生的问题，也带头参加劳动。

按照“遇旱有水，遇涝排水，70天连晴不受旱、3天连降350毫米不受涝”的要求，全面加高301公里江塘圩丘，大小河流1623公里全面疏浚，131条大河大浦截弯取直，拓阔疏浚，低洼地区实施区域排涝。对单溪口等33座危险水库和川水岩等32座病害水库，突击抢修，除险加固，对山区、半山区的梁弄、陆埠、苏家园等8条大溪全面整治，砌石护堤，分段筑堤，疏浚溪流。整治内河疏深拓阔涉及桥梁、水闸、机埠的拆建，所需资金、钢材、木材、水泥等缺口很大，我们除积极向省、地区争取支持，绝大部分还是依靠社队自力更生，多渠道筹集，向社队企业要一点，大队、生产队摊一点，有关部门支持一点，县里对特别困难的社队给予适当补助。

应该说，这一时期，县委把开展以治水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作为一种重要措施来抓，要求各级干部切实转变作风，面对面领导，现场办公，鼓实劲，办实事，讲实效，每项工程都做到认真调研，反复论证，既注重规模速度，更注重质量、效益，抓紧、抓实、抓到底。由于县委决心大，抓得实，群众性治水运动在余姚大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78年，全县投放水利劳力1384万工，完成土石方1219万立方米，一年超过1961年到1969年的九年总和。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对稳定发展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保障城乡人民用水起到了积极作用。

（原载于《难忘岁月——欧阳亚东回忆录》，2008年）

欧阳亚东（1924—2019）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嵊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宁波专署农办主任、党组副书记，宁波地区农业局局长，余姚县委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