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富

四明湖水库，位于浙东革命老区余姚梁弄镇西北郊，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作防洪、发电、养鱼等的大型综合水库，总库容为1.2354亿立方米，正常蓄水7946万立方米。始建于1958年10月1日，次年春开始堵口蓄水，后陆续修建完善，于1970年基本完成主体工程（主要由拦河大坝、输水隧洞泄洪闸、自溃式非常溢洪道、发电站等组成）。

1958年5月23日至8月30日，浙东地区发生了特大干旱，姚江上游断流，塘库湖泊干涸，淡水水源奇缺，两岸几十万亩农田无法灌溉，人民生活饮用水也发生严重困难。当时，宁波地区专署专门成立了“曹娥江抢潮指挥部”，引曹娥江水入姚江，以解决余姚西上河地区15万亩农田用水问题。7月23日，余姚县委发动5000余名民工苦战一昼夜，阻断西江、中江、东江三条支流，放丁家坝水灌溉农田；并在东江装上8台电动机、7台柴油机和150部手牵车，以翻水到丈亭；还组织10万余人打井抗旱。由此，40万亩早稻得以收获，21万亩晚稻勉强下种。尽管如此，全县受灾面积仍达4.95万亩之多，粮食总减产135万多公斤。

鉴于余姚历史上多次受旱灾侵袭的严峻情况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要求，余姚县委9月上旬召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水利部门提出的初步方案，即在姚江上游梁弄大溪邱家湾建造蓄水能力达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四明湖水库），并报宁波地委和浙江省委批准。

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上级领导部门的同意。9月27日，四明湖水库指挥部在工地成立，县委常委、副县长包纯和同志任指挥，我任副指挥兼工程科科长。没几天，来自全县各地近万名民工自带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纷纷汇集到了建设工地。10月1日，指挥部在工地召开了誓师大会，要求全体建设者一切行动听指挥，如期完成建库任务，并当即在输水隧洞进口处放炮开工，以示总工程的正式开始。

这时，宁波地委来电并派地区水利局领导和技术骨干到工地指导工作，要求我们大干快上，争取在半个月内完成四明湖水库的建设任务。我们指挥部人员日夜研究如何加快速度，提高工效，落实地、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实在的，这种要求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当时，在“大跃进”的年代，似乎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还为此提出了“8天准备，7天突击”的口号，要求广大干部、党团员，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带头为建库做贡献。当然，后来的实际工期是远远超出15天期限的。

工地到处插上了鲜艳的红旗，喇叭日夜广播，热闹非凡。为调动民工积极性，我们以公社为团部、管理区为营部、生产大队为连部，开展团与团、营与营、连与连、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并提出“松土爆破化、运土车子化、压土机械滚动化”的“三化”目标，积极筹措物资，以提高工程效率。比如，为了达到“松土爆破化”，我们就近组织民工办了一家火药厂，以库区准备迁移的房屋砖头和木料作原料，烧制黑色炸药，日产炸药500多斤。又如，为了达到“运土车子化”，我们组织600多名民工（一个团部）成立木工厂，请有经验的木工老师傅担任厂长，自制四轮牛车。再如，为了达到“压土机械滚动化”，我们特地调来履带式拖拉机1台，并组织民工牵拉滚筒，同时作业。总之，整个工地，上下一心，你追我赶，场面极为壮观。

一牛拉多车

我们一边建造大坝，一边开挖输水隧洞，而且必须赶在大坝堵口前完成输水隧洞的全部工程。这样，开挖输水隧洞的工作实际上成了整个建库工程的关键。虽然隧洞只有92米长，但这里的山体石质较差，只能从进口处单向进行打洞作业，时间紧，任务重。(www.daowen.com)

为了赶时间，我们组织了一个炮兵连，请老师傅当技术指导。但炮兵连的大部分民工不但对打炮没有经验，有的甚至连打炮都没看到过，所以，开始时打炮眼的石头经常砸在别人的手上和背上，工作效率很低。面对这一情况，指挥部领导进行分工调整，决定由我来负责隧洞工程。我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调整了作业方案，把打炮的民工分成三个班，每班由一位老师傅带队，日夜轮班作业。经过前后150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于在1959年3月21日早晨3点打通了隧洞。

隧洞打通后，水库堵口工程就要开始了。4月15日晚上，指挥部在工地召开了堵口誓师大会。4月17日下午2点，堵口工程正式开始。一时整个工地沸腾起来，车轮滚滚，人来人往，运土、压土，热情高涨。4月21日，堵口顺利合龙，水库开始蓄水。这时，我因工作需要回到县城，担任县农林水利局副局长。不久，县农林水利局分家，我任水利局局长，负责全县的水利工作。虽然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日夜驻扎在工地上，与广大民工一起建设四明湖水库，但也经常到工地帮助开展工作。

堵口合龙后，县委组织6300余名民工，由副县长黄忠仁同志任指挥，继续大坝加高工程，以提高水库蓄水能力。说来非常有趣，到这时为止，我们还没进行过地质钻探、全面测量，还没有正式的设计文本，而是仅靠我们农林局的一张土坝剖面图和一张隧洞进口设计图进行施工，算得上是典型的“土法上马”，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为此，我们在以后的几年里付出了一次又一次代价。现在想想确实有点后怕。

1959年5月，工地上进行了一次地质钻探，发现大坝建在了软黏土基础上。从技术角度而言，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需要采取紧急补救措施，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一味地快速加高。结果，加荷速率过快，荷重超过软黏土地基的承载能力，导致了7月22日大坝第一次向下滑动。事发后，指挥部停止加荷，加做背水坡镇压层，并打了14根位移桩，每天进行观测。当大坝位移慢慢稳定以后，再继续加高。但由于下游镇压层未能做到4.5米高、60米宽的设计要求，所以，当大坝继续加高到一定程度时，又出现了滑坡现象，这就是1960年4月1日的第二次滑坡。这次滑坡的方向与位置，虽与前一次一样，但后果极为严重。滑坡段全长155米，最大位移3.5米，坝顶最大下陷2.5米，下游坝脚隆起0.8—1米左右。指挥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揭顶卸荷，加宽镇压层（加宽宽度为20米），翻挖裂缝灌浆等，遏止了事态进一步恶化。但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事故的隐患，所以到了1963年8月17日，当大坝加高到16.3米时，由于上游镇压层仍没有做到高6米、宽60米、长567米的设计要求，再加上因抗旱需要而大流量放水，导致大坝失去平衡，发生了向上游滑动的第三次滑坡。滑坡段长260米，最大位移2.23米，最大沉陷2.62米，近152米坝脚掀翻隆起，特别是当时正值主汛期，所以情况尤为危急。经省、地、县三级水利技术专家联合实地勘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如对400米坍坡段削顶到坝高10米，减轻坝体重量；用船运石料，加速对迎水坡镇压层抛筑等，制止了大坝的沉陷位移。三次大坝沉陷位移的教训，深深地教育我们，建造水库抓工效速度固然重要，但必须注重科学技术。可惜的是，当时我们热情有余，科学头脑则是不足的。

之后，我们对四明湖水库进行了地质钻探，全面测量，重新设计，打减压井，做足内外镇压层，并根据已有工程基础几次对大坝上部进行翻修加固，局部地方还做了斜墙，总算是补了课、固了基。大坝高16.85米，相应高程23米，防浪墙1米，墙顶总高程24米，坝长600米，顶宽5.5米。迎、背水坡均分为两级，迎水坡第一级坡度1∶2.5，第二级坡度1∶3，背水坡第一级坡度1∶2，第二级坡度1∶2.5。上游镇压层顶宽70米，底宽105米，边坡1∶5。下游镇压层最大顶宽为65米，最小顶宽为27米，高度7米，相应高程13.15米，边坡1∶2.75，均符合水库运行要求。几十年来，四明湖水库安全正常运行，为余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原载于《新纪元漫录》，1996年）

陈长富（1924—2007）　历任余姚县水利委员会秘书，余姚县水利局副局长、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