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仲起

1956年8月1日是个值得宁波人民纪念的日子。宁波市濒临三江，内河成网，而广大城市居民的生活饮用水，一向靠天落雨水、河岸取水、掘深井打水来解决。从那日起，清洁卫生、使用方便的自来水开始供应，成为城市给水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人民的渴望

新中国成立前，宁波虽负有盛名，以“无宁不成市”而著称于世，但城市功能不全，连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供水设施也没有。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先由裘天宝银楼业主于1926年独资开办“宁波通泉源自来水公司”，设于东后街64号（现此址上为交通银行）。当时就地开凿一口深井，抽地下水送到东门口一带闹市，供水管道1500米左右。1934年，以宁波和丰纱厂董事长为首的地方热心人士出资10万元，盘入“通泉源”，改名“宁波自来水公司”，清理旧井，添置过滤器（5立方米），建造高位水箱（50立方米），相应扩大供水半径，沿江左街、东渡路、东后街和药行街东段，铺设管径100毫米以下输水管总长3500米，覆盖用户210户，共2500人。

但宁波的地下水有着致命的弱点，即含铁量高，一遇空气就氧化沉淀，毛巾织物洗后染满黄锈，井下的滤水管道容易淤塞，输水管路锈蚀很快，深井的使用周期较短。加之当时社会环境和经营条件又差，因此“通泉源”只开业4年，于1930年停业。继之，宁波自来水公司也只开业9年，于1943年停业。嗣后，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日感困难，若遇气候干旱，河水断流，浅井干枯，家庭自备水缸容量有限，每当出现水荒，只好争先恐后，整夜排队掏取即将干涸的河水、井水，顾不上泥浆污浊，砂粒颗颗，略加澄清，权充饮用。偶有乡间船运淡水到城郊，价高量少，无济于事。

新中国成立以后，群众解决用水困难的愿望甚为迫切，政府也十分体谅人民的心愿，于是建设新的自来水厂被提上了人民政府的议事　日程。

始建地面水源自来水厂

1954年7月召开的宁波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正式提出建设自来水厂的建议。同年9月，市政府采纳了人民代表的这一建议，将其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项目。翌年初，成立宁波市自来水厂筹备委员会，由市长葛仲昌任主任，隋宏、俞佐宸为副主任，由当时的永耀电力公司公方经理隋宏兼办公室主任，陈玮冠为办公室副主任。设计、施工全由市建设局局长邵槐主持，设计任务书经邵槐局长悉心编制，上报同意后，又由他亲自编写技术设计书和计算书。1956年3月，当厂内净水设施和厂外管网施工进入高潮，准备投产的前夕，市委任命戚道洪为党支部书记。7月，任命杨仲起、陈玮冠为第一任正、副厂长。工程按计划实施，利用东钱湖水源，通过河网引水到预选厂址江东四眼碶。净水能力为每日7200吨。厂外铺设管径75—400毫米大小不等的输水管共21公里。总投资金额为140万元。地方基建单个规模超过百万元额度，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大了。

建水厂正在进行输水管道基础施工

多渠道解决建设资金

落实建设资金让时任市委书记刘德焜等领导颇费苦心，多方筹集。除了争取到省财政拨款20万元，还发动市内工商界踊跃参股，共有367户工商企业出资66万元。同时，吸收上海市部分企业的转业资金。

当时的上海，由于遭受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社会游资一时过剩，政府辅导的出路是投向内地建设。当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即将开展，宁波市已吸收上海多笔转业资金，而其中重要一笔，由时任宁波市副市长、工商联主委俞佐宸热心牵线，通过浙东银行行长、上海瑞大钱庄经理孙性之联系到上海五金批发商永顺号。该批发商（代理人何卓堂）得悉宁波兴建公用事业，且资金注入永耀电力公司再转到自来水厂，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又就近转业，当然喜出望外。按照双方协议，决定永顺号将商业流动资金60万元、折实公债20万元，共80万元，一次性投入宁波。同时，永顺店内的10名职工，也随同资金一起转来宁波，热情而愉快地参加了自来水厂的首期工程建设。

向社会各界所集资金，都按照私营企业有关政策，分别给予定息，并且陆续还了本。(www.daowen.com)

精打细算用资金

在建设自来水厂的资金已有保证的前提下，厂领导本着精打细算的原则，勤俭节约，花钱少，办事好。到竣工投产决算时，还节约13万元，占投资预算的10%。回忆当年建厂经过，我个人体会有三条：一是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合理使用有限的建设资金，其核心是施工准备全面、充分，时间虽紧但决不贸然仓促开工，以减少工程失误而带来的浪费；二是建设银行参与工程监督，既有帮也有促，起了很好的资金调节作用；三是认真把好质量关，工程才能好而快。如厂外铺管，上一管段泵验试压合格始可延伸，才能领到银行拨付的后续资金，严格按程序办，绝不弄虚作假。人工敲打的大量接管头子，谁施工打上谁的标记，对号可查。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可见一斑。

建设自来水厂的资金，绝大部分用在设备、建材构筑和管道上，厂内、厂外所耗资金各占一半。在采购、储运、保管各个环节中精心管理，既满足工程需要，又能避免浪费。准备物资，按设计需要量、型号、规格、材质、安装部位以及需要时间，提前到位，工完场清，对账销号。出包工程结算时笔笔有账，支付合理，厂内土建工程还及时收回超付的80多吨钢材。

当时，提倡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工作气氛浓厚，参加工程施工的建设者都期待着企业早日建成，早出效益，为尽快解决群众生活和生产用水的大困难，甘愿克服自己的小困难。当时新厂办公室设在平瓦房，用旧石板做地坪，因陋就简。职工住宿都是自找出路，自行安排。大家都以艰苦为荣，指望大河有水小河满。

20世纪50年代供水车间

忠心事业的邵槐局长

市建设局局长邵槐兼管自来水厂建设工程以来，一直认为这是分内之事，遇事不推，有功不居，作风平易，态度认真。

他毕业于旧制宁波高级工业学校，先后从事公路建设、民用建筑和城市规划，对城市给水工程还是第一次挑起重担。接手之初，他带着问题学习，调查研究，查阅专业资料，参照同类城市同行业的建设经验，对比调查；联系大专院校和专业设计部门，多方咨询解决问题。对于水源采用、厂址选择、净水工艺、土建工程、配套设备、布置管网以及水力平差等技术性工作，他一一亲自动手，反复计算比较，力求完善。任务重，工作忙，白天不够晚上补，放弃节假日休息，热情始终如一。

当时在建设局内做技术工作的同志，也被邵局长动员来义务兼职，无偿参加设计和施工。如负责直流沉淀池的张诗杰、反冲洗水塔的王本立（以后参与管道施工、设备安装）、清水池的陈吉致、征用土地以及修筑道路桥梁绿化厂区的吴吉生等，无不协力同心、兢兢业业。

由于水厂建在软土地基础之上，天然承载力很低，净水构筑物的荷重集中，一度出现反冲洗水塔偏沉，直流沉淀池整个基底大幅沉降，以及输水到江北，沉放江底铸铁管施工时受压力集中而断裂等问题。面对这些工程意外，邵局长无不严肃对待，积极采取补救办法，如塔身偏沉采用反方向加压纠偏，池身沉降则提高池壁，附加出水堰口校平水流，以及过江水管潜水修护等措施，使问题得到解决，并从中积累了新的经验。

（原载于《三江口巨变——宁波城市建设纪实》，1999年）

杨仲起（1918—1998）　历任宁波市自来水厂厂长，宁波市自来水公司党委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