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亚东

我在基层农村工作多年，得出一个结论：发展农业，水利必须先行。

1955年7月，在嵊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嵊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6年中共嵊县第一次党代会上，我被选为县委常委。1956年12月，在嵊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县长，第三、第四届人代会连选连任，直到1963年我离开嵊县。那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我知道当选副县长、县长，是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肯定，但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文化程度不高，虽然在革命队伍中学了一些，但缺少全面的管理能力和工农业生产的知识，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压力很大。

在副县长任期内，我负责农业和财贸工作。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两块，既要快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又要保障人民生活。担任县长后，我主持县政府全面工作，更加诚惶诚恐。但党把这副重担压在我的肩上，我只有尽心尽力，勇往直前，边工作边学习，摸着石头过河了。

嵊县是个好地方，地处浙江东部，“七山一水二分田”。四明山、会稽山、天姥山成为天然屏障，曹娥江、澄潭江、新昌江汇入剡溪，四周多为丘陵地带，中南部为盆地，是天然谷仓。嵊县是浙江省的一个余粮县，茶叶、蚕桑、水果等农作物也很丰富，茶叶年产量名列浙江省第一，全国第二。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嵊县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很不发达，当时双季稻亩产只有200公斤。我去嵊县时，嵊县刚完成土地改革不久，分到土地的农民迫切要求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粮食产量，改变生活　质量。

我多次组织干部深入农村基层，实地调查勘察，并多次召开座谈会，再请教科技人员，试图找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瓶颈”和发展方向。从调查中，我逐步摸清嵊县的地质地貌、自然环境、气候变化、水利设施等各方面情况，了解到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条件落后，抗灾能力太差。

“十年九灾，非旱即涝”，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导致农作物损失惨重。“一晴旱象心吊胆，一下雨来淹田畈，土地广来种一畈，秋后收获只一担。”当地有民谣就这么唱。

1953年干旱37天，全县36个乡受旱严重，受灾面积达15万亩，粮食减产8.4%。1955年连续干旱70天，受灾农田17.96万亩。1957年6—9月，连续干旱3次，5.6万亩农田颗粒无收。1958年连续干旱68天，受旱面积达18.46万亩。1963年连续干旱72天，受旱面积达9.1万亩。

洪涝灾害同样是害人之猛虎。特别严重的是1956年8月大台风过境，造成超10万亩农田被淹，倒房3408间，溺死41人，受伤160人。1959年9月5日普降大雨，229个大队受灾，倒房1825间，压死、溺死37人，受淹耕地11万多亩，毁田7170亩。1963年9月强台风过境，全县59个村6453户进水受淹，农田受淹5.86万亩。

面对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作为县里分管的主要领导，每次都在抗灾第一线，与群众风雨同舟。如1956年那次大台风中，我带领县级机关干部，到排水要道三界指挥。三界是嵊县通向曹娥江的重要道口，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当时我与农业局局长钱章本，迎着12级的强台风，蹚着凶猛的洪水守在坝口。那时科技与抗洪设备都没今天这般发达，全凭人的一股精神。钱章本同志几次被洪水冲倒在地，我们把他扶起来继续前进。那时我的爱人周秋琴正待产在家，屋顶的泥块被台风刮了下来，是副县长方初同志帮助把她安排到安全地带，而作为丈夫的我，哪有精力顾及这个小家……台风过后，全县一片惨景，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又如1959年9月的那次暴雨，县境内平均降水量达160毫米，是嵊县38年来最大的一次暴雨，损失无计。在洪水侵袭后，县里领导组织了200多名机关干部分成16个工作队，分头做灾区善后工作……

灾害无情，但我们人是有情的，我们必须为了给人民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而努力。其实中央对此早有指示，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农业“八字宪法”也强调了“水”这个要素。而从嵊县的实际情况看，发展农业关键在于治水治山。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我带领干部下农村，走在田头，住在农家，对全县的山山水水、江河溪流进行深入调查，全面规划。

通过调研，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治山治水上，对嵊县的山山水水分期分片进行综合治理和全面开发。在起步阶段，确立“以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广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1956年以后，则依照“上蓄、中分、下泄”的治水部署，开始“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为当时规定，一亿立方米以上工程需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我们就先抓县里能定而财力又许可的项目，率先动工。

1957年，全县第一座千万立方米以上蓄水量的坂头水库动工，该水库全长20.5公里，有支渠51条，石璜、甘霖、崇仁3个镇76个村2万多亩农田可受益。县里安排资金、物资、劳力，以“大跃进”的速度，苦干加巧干，集中力量搞“大战役”，至1958年全线通水。坂头水库的建成，极大鼓舞了干部群众治水的积极性。1958年3月前岩水库上马，总库容量1250万立方米，于1960年蓄水成功。

这时，一个更大的工程项目也在策划中，那就是南山水库。南山水库地处嵊县盆地西部，沿长乐江两岸（全县主要产粮区）分布。建成南山水库对发展嵊县农业生产，提高农业产量至关重要。我们抓住这重中之重，1957年从水利等部门抽调13位干部、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班子。开始，我们比较小心，计划坝高55米，蓄水3500万立方米，想着由本县自己审批自己建造。但这时省水利厅金工程师等两位工程技术人员来嵊县帮助工作，他们提出：你们大坝能搞55米，为什么不搞70米？水利局有关同志向我汇报了金工程师的意见，我们研究了两天两夜，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修改了设计方案。

1958年初，宁波地区水利局完成初步设计，6月，县里成立南山水库建设委员会，由我任主任，水利局局长黄生泉任副主任。水库工地成立党委、工程指挥部，我任总指挥，黄生泉任副总指挥。省水利厅工程技术人员、地区水利局局长储贵彬、副局长兼总工程师施求臧，经常亲临前线帮助指导。地区水利局工程师孔凡生和嵊县水利局技术员马永年等同志，更是长期驻在水库工地。建设南山水库，在当时来说，凭的是人的一种精神，打的是一场人海战役。这工地，就像是我们的战场，而我们每个人，上至总指挥，下到员工，都是“战斗员”。那时候生活条件简陋，谁都没权利搞“特殊”。我们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全民行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决心把南山水库建造好。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全县人民的决心。

水库工程于1958年6月15日正式破土动工。县委在南山水库工地现场，召开由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号召全县大力支援南山水库建设。各公社、各部门热烈响应，保证南山水库要什么就给什么，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到。我作为主要领导参加了这次会议。时隔40多年回想起来，当初那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场面，确实令人振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全县（包括当时并入的新昌县）一律按各区、乡劳动力总数分摊任务，以公社（区）为单位成立兵团，做到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每天有几千名民工，突击时有上万名民工轮流上工地，最多的时候有2万多名民工参加工地劳动。他们的口号是：“以库为家，公而忘私，不建好南山水库不回家。”当时生产工具落后，大坝土石方主要靠肩挑、牛拉，坝上坝下人山人海，运土队伍连成几十条长龙，场面极为壮观。一天24小时轮班倒，晚上十里工地，灯火辉煌，车轮声、夯土声、放炮声和劳动者的歌声，响彻云霄。在难以立足的150米高的陡壁上，工人们用保险索缚住身体，日夜进行打炮开山，真是惊天动地。

南山水库大坝

随着坝位的提高，我们着手研制、改革工具，开始使用一些半机械化工具，如胶带卷扬机、土制卷扬机、柴油机、发电机等，逐步改善生产条件。如木工厂，制造了畚斗车，工效提高了2倍以上。(www.daowen.com)

为了提高民工的积极性，工地制订了“三包、六定、一奖”的办法。“三包”即“包土方、包道路、包工具”。“六定”为“定泥塘、定路线、定工具、定土方、定质量、定人员”。“一奖”是“十天一小结，一月一大评，优胜者获奖”。当时生产条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吃食堂、睡工地，每月45斤定粮，副食品供应又少，连温饱都很难解决。但参加建设的干部、民工热情很高，他们没有节日，晚上没有休息，劳动竞赛热火朝天，他们是当代的愚公。作为工地的总指挥，我常常被他们的行动感动，与他们同吃同住，在大坝上过夜。工地虽有简易招待所，但大家都不去住，招待所常常关门落锁。同时，我们想尽办法，努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向上级争取多一些资金、物资、粮食，合理安排本县财力、物力，尽可能给在建的南山水库更多的支援。

经过一年半的日夜奋战，到1959年12月，坝高筑到27.5米。当时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堵口条件已经成熟，可以堵口；另一种认为，还要继续加高大坝后再堵口，否则有一定危险性。我们经过认真分析，听取各方面意见，并经省水利厅批准，于12月12日开始堵口。为了庆祝大坝堵口，县委决定中共嵊县第二届二次代表大会移至南山水库现场召开，400多名党代表参加堵口典礼，并参加工地劳动。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被载入嵊县的史册。1960年3月底，堵口完成。1960年9月，大坝筑至55米，开始蓄水受益。1961年8月，泄洪隧道开通。

南山水库的建成，是嵊县人民的骄傲，是嵊县人民的血与汗汇成的一潭清泉，它造福于嵊县世世代代人民。建成后的南山水库，总库容量1.05亿立方米，正常库容6987万立方米，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县总蓄水量600万立方米的10倍多。水库灌溉甘霖、崇仁、长乐、石璜等7个乡镇近10万亩农田，惠及嵊县的主产粮区。南山水库是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水产养殖、城市供水等综合性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当年全省八大“亿方”以上的大型水利工程之一。

这么多年来，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当年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功臣与英雄们。宁波地区水利局储贵彬局长，是一位在战争年代打入敌人阵营的无名英雄，新中国成立后历尽坎坷，受过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仍以对革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默默奉献。他对南山水库是全力支持的，与我们一起奔走在工地，一起研究，一起劳动，帮助我们解决工程进展中的问题。宁波地区水利局副局长施求臧同志，是水利专家，年事已高，但仍多次来到工地，一丝不苟地帮我们把住技术关，是工地的高级参谋。宁波地区水利局的孔凡生、嵊县水利局的黄生泉与技术员马永年等同志，在水库工地战斗了整整3年。还有许多区、乡干部，他们都是建设南山水库实实在在的指挥者，是可敬的英雄。有7位民工兄弟献身在工地上，一直为后人所称颂。我虽然参加了水库工程建设，但比起这些同志来，我只能算是一个宣传员、一个后勤服务员。

南山水库建成后，群众又编了民谣：“南山有个茶壶甩，真正是个害人湾，三阵暴雨洪水滥，万亩良田变沙滩，三个烈日稻枯干，要想吃饭难上难。”“共产党的领导好，决心改变穷面貌，改造溪江变良田，发动群众南库建，灌溉防涝又发电，幸福生活万万年。”

南山水库的建成，增强了干部群众治水的信心和决心，培养了一批治水的骨干。1亿立方米的水库都能建，还有什么不能建呢？后来一个总库容量1.78亿立方米，由嵊县、新昌、上虞三县合建的长诏水库也跟着上马，但终因财力和其他条件不足而停建。

在建设大型水库的同时，一批中型水库陆续上马。如1958年完成坂头水库后，1958年3月到11月，前岩等中型水库先后动工。前岩水库位于曹娥江支流范洋江上游三界镇前岩村，总库容量1250万立方米，相应水位70.4米，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发电、水产养殖等综合效益。剡源水库也于1958年9月动工，1961年开始蓄水，惠及长乐、石璜、雅璜、里南、甘霖5个乡44个村。

小型水库则依靠群众力量到处开花。全县现有水库19座，在我任职时期建造的有15座；小（二）型水库116座，那时建成的有92座。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治水的力度是很大的。有的同志反映：大办大办，有许多是办错了的，唯有大办水利功不可没。大办了这么多水利工程，对改善生产条件、防旱抗涝、吃水发电等，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南山水库一角

在水利建设中，省、地各级领导倾注了大量心血。南山水库开工后，省水利厅长沈石如同志多次来县检查工作，指出大坝导流口门要加固以保证安全度汛，提出了开挖泄洪隧道、抓紧渠道通水和泄洪洞衬砌等意见。1960年，水利部冯副部长来到水库工地，提出可以用开采块石中的风化石代替大坝内外坡砂砾石的建议，经报省水利厅同意后采用，对节省资金、节约劳力和加快工程建设起到很大作用。经济学家马寅初也来过水库指导工作。上级领导来嵊县指导工作，大多由我陪同，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收益很大。省委书记江华由宁波专署专员王博平、省水利厅厅长沈石如陪同，来南山水库检查工作时，再次强调治山治水要一起抓，同时提出要大抓植树造林，做好水土保持，并对南山水库管理房屋建在平地上提出了批评。那时，我虽已经调离嵊县，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我是有责任的。

嵊县的水利建设初见成效，得到了上级水利部门的肯定。1959年，全省大中型水利工程现场会议在嵊县前岩水库召开，我在会上介绍了水利建设的情况和经验，并组织与会代表现场参观。大家对嵊县执行农业“八字宪法”、大搞治水运动的评价还是较高的。

嵊县的治水实践，对以后农业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1960年连作稻面积扩大28万亩，占水稻总面积的71%，粮食复种指数达到193.3，增幅明显。1959年，全县水稻总产量123440吨，比1949年79850吨增加了40000多吨。由于抓了良种推广，到1963年，全县良种面积达到90%左右，水稻亩产也由1949年的142公斤提高到1963年的194公斤。另外，嵊县主要的农产品的开发也得以促进，如1957年全县茶叶产量达到5万担，列全省第一，全国第二。

（原载于《难忘岁月——欧阳亚东回忆录》，2008年）

欧阳亚东（1924—2019）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嵊县县委副书记、县长，宁波专署农办党组副书记、主任，宁波地区农业局局长，余姚县委书记等职。

【注释】

[1]1952年1月28日，绍兴专区的嵊县与上虞、新昌三县划入宁波专区……1964年9月26日，上述三县划归复设的绍兴专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