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良奎

储贵彬老局长虽不是水利技术人员，但他非常热爱水利事业。他的敬业、务实精神，令我们敬佩。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需要大搞水利，地区每年要开一次水利会议，发动冬春修水利。专员专门找他和一位科长研究此事，专员提出“以每个劳动力做几工”来框任务、定规模，老局长建议“以各县、区、乡、村的计划”来定任务。为了说服专员，老局长要同去的科长也发表意见，科长知道老局长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但面对专员这样的地区领导，感到很为难。会后，储局长埋怨科长为何不敢大胆发表自己的意见。

1958年“大跃进”时期，他曾调到台州地区水利局当局长。在当年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各地区局长在大会发言中，“工效”有六方、八方，人均出工三十工、五十工。老局长代表台州地区发言，“工效”只有二方、三方。当时虽成为公开的“讽嘲对象”，但暗里却是佩服他。（他在1962年仍回宁波地区水利局。）

1974年，他去宁海县香山公社蹲点。当时，上面布置要从“农业学大寨”的本本入手。他认为要先从解决群众生活困难入手，说：“群众饿着肚子学大寨，我们会脱离群众的。”为了开展群众性农田水利，要办一个“村干部水利技术训练班”，要我和寿立同志任教师，他明确指出：“少讲理论，多讲浅显易懂的知识。”我们两人为此动了不少脑筋。比如：以“黄泥三合土”与“混凝土”做比较，讲明其原理相同，功能不同；山塘、水库的大坝心墙要夯实，正如山区建房中黄泥墙要夯实一样……再一次使我们懂得“科普”工作的重要性。

还有几件事，也让我印象很深。

1955年，他上任后，省农业厅要找几块成片的土地办国营农场，恰好宁海的下洋涂有一块大面积的海涂，省农业厅决定前来查勘。老局长当过专署农场场长，他自告奋勇地参与这项工作，我也被选为查勘人员。我们背着行李，从宁海城关出发，步行过白峤岭，在白峤港下船，过胡陈港，在长亭上岸，走到长街区过夜。次日早晨，走到下洋涂，赤脚下海涂，在拟建农场范围走了一圈，再在旧的地形图上标出。我们在会议桌上睡，吃自己动手烧的米饭和大锅蛏子，别有一番乐趣。(www.daowen.com)

1958年，为了解决宁海近郊用水，打算在凫溪近出口的杨梅岭下的石门筑坝建水库，老局长带我们去实地查勘。石门靠近对岸，要涉水到对岸。于是，我们脱鞋下溪，在溪底光溜溜的卵石上走，到了对岸登石门，还要跳过去。我有点犹豫，老局长却带头跳过去，我只得咬紧牙关跳过去。回来后，他笑着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子。”我心服口服。

他平时总说，在水利局工作多年，有两件事最难办。一件是1957年“大跃进”时，大办水利，局里人员曾到达104人，而到1961年困难时期后大力精简机构，人员一下子减至10人。要把这么多减下来的人安置好，谈何容易。既要设法留待以后再用，又要考虑各县、各管理单位、直属施工单位可容纳的限度，这要做多少联系协商工作和对被安排的同志的思想工作啊。由于他细致而到位的工作，除极少数同志打报告要求退职回家外，其余都做了妥善安排，而且技术骨干都留在水利系统。另一件是1958年办了宁波水利学校，不久就停办。对老师要安排好，对学生也不能一脚踢开，要尽可能地安排好出路。这些学生多数是上虞、余姚人，老局长不知跑了多少脚头，才使多数学生有了可靠的安排。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学生好像就是他的子弟。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对工作是多么负责任，心地又是多么善良。

1976年，亭下水库准备上马，他已知自己将要离休，心知移民工作是建设水库中最难的一项工作。他到奉化，再三提名要李再兴（原亭下大公社书记）同志来负责移民安置工作；之后又经常去亭下帮助工作，碰到实际问题，就到省水利厅领导处做工作，争取必需的资金，以求能顺利开展工作。这是老局长离开工作岗位前，为水利事业所做的最后贡献。

（原载于《宁波水文化》，2016年第3期）

余良奎　1930年生。历任宁波专署水利局水电勘测设计室主任，宁波地区（市）水利局副局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