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升

水的问题，一直是宁波发展中不能回避的难题。据说，有一年大旱，城市供水困难，到理发店理发，只能剪头发，不能洗头发。所以，宁波要上大的工业项目，国家部委总是要我们首先讲清楚水的保障问题。

宁波对外开放前，浙江省已打算加高奉化横山水库，增加6000万立方米库容，以解决工业用水问题。1984年宁波对外开放后，要上一些大项目，靠这点水不能解决问题。1985年9月5日至8日，在杭州大华饭店新大厅，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省长薛驹主持研究宁波的供水问题，几位副省长和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会议。水利部门提出了一个西水东调的方案，计划在萧山的闻家堰开个口子，引钱塘江水进浙东运河，经萧山、上虞、余姚，到达宁波。水利部门汇报完，王芳同志在主席台上问：“宁波的同志有什么意见？”我表示：“如果作为航运措施，我举双手拥护，但是作为解决宁波用水的方案，我坚决反对。因为真的遇到大旱，钱塘江也调不出多少水，这是1978年春天已经证明了的。”

1978年春天由于天旱，钱塘江下泄流量减少，海潮咸水上移，导致杭州市民不得不靠喝咸水度日，杭州的工业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当时供应杭州居民用水的自来水厂，主要是从钱塘江取水，而钱塘江又取不到多少淡水（1978年钱塘江径流量从年平均每秒335立方米下降到连续18个月平均每秒91.5立方米，最少的旬期流量仅每秒65.6立方米）。那时，我任浙江省电力工业局局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省长陈伟达要我协调新安江电厂，解决杭州供水问题。我与新安江电厂商定，新安江和富春江两电厂每天均抢在退潮时发电，杭州各自来水厂则在此时加紧抽水，储存在蓄水池里。后来电力工业部决定，新安江电厂发电服从杭州用水，由省电力工业局调度。

但1978年的事实证明，真正大旱的时候，钱塘江没有多少水可东调，即使调出一些，经过沿途群众抽用，真正流到宁波的有多少，谁也不好保证。宁波雨水充沛，也有几处可建造大中型水库的地方。因此，我的意见是，解决宁波供水的基本方针是在宁波再造几个大型水库，以用当地的水为主，外调只能作为辅助。大概因为那时候在座的领导都亲身经历过1978年春天的事，并没有人对我的建议提出不同看法。也就是说，省里主要领导实际上同意了通过在宁波建水库解决宁波用水问题的方案。

1985年秋，在宁波海员俱乐部为谷牧同志送行时，宁波大学校长朱兆祥对谷牧同志说：“我的老师要我向您反映一下宁波用水问题，他的意见是，解决宁波用水问题还是要靠钱塘江调水。”朱兆祥所说的那位老师，可能是早已退休的宁波市水利局老局长。这位老局长住院期间，我去看望过，他曾向我讲了他的意见，我向他做过解释，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想法，所以又要朱兆祥向谷牧同志反映。1986年3月，在研究兴建宁波钢厂等大项目时，谷牧同志专门就供水听取了我们的汇报。他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不能争项目就拍脑袋说没有问题，出问题了又推责任，那是不行的。这类大项目供水必须有保证。水的问题，你们能不能打保票？”谷牧同志瞪着眼看着我。我回答说：“打保票可以，前提是要新建水库。采用造大型水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敢负法律责任。采用西水东调方案，出了问题我概不负责。”程精业同志（他原来是省计经委主任，当时是省政府在宁波帮助抓重点工程的工作组负责人）说：“省里还打算从外面调水到宁波。”我说：“外面调水只能作为补充，根本办法是就地建造水库。”

1986年，我到横山水库考察时，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做水库加高的准备工作。这之后，我又考察了白溪水库和周公宅水库坝址。白溪和周公宅库区移民很少，具备很好的建水坝条件。1987年，宁波市决定争取省里和国家支持，新建白溪和周公宅水库。我离开宁波后，经国家计委批准，宁波先后新建了白溪和周公宅两个大型水库，同时扩大了一些中小水库的库容，加上原有的大型水库，基本解决了宁波发展用水问题。(www.daowen.com)

建设中的周公宅水库

我一直坚持采用在当地建水库的办法解决宁波供水问题，而且把话讲得很绝，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坚信从钱塘江引水，不可能解决宁波发展的用水问题。供水问题事关宁波发展的全局，当时宁波又恰逢千载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拖不起，不能举棋不定，必须当机立断。同样，如果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能确保宁波发展的用水，那也是要误大事、出大错的。

2013年，浙东引水工程建成，通过向浙东送水，显著改善了慈溪和余姚北部的供水状况，但对宁波市区工业和居民用水并未起到多大的　作用。

30多年来，宁波靠当地的水源解决了大规模建设和城市用水问题，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也足以证明，立足在当地建水库，解决宁波发展用水的方针是符合宁波实际的。

（原载于《宁波文史专辑摘录》）

葛洪升（1931—2020）　历任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