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动态权衡理论，假定目标资本结构存在，只是受市场摩擦的影响偏离是常态，公司所做的是选择向目标调整的速度，而这速度受到调整收益和调整成本的影响（Flannery和Rangan，2006；Faulkender等，2008）。基准模型：

其中，levi，t和levi，t−1表示本期和上一期的负债率水平，表示目标负债率，受上期的企业特征变量Xi，t−1决定。levi，t−levi，t−1表示负债率的实际调整幅度，表示公司为达到目标水平所作出的调整量，λ是调整系数，表示调整速度的快慢。假设代入模型6.1中，得基准模型：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代表金融化程度的变量——金融资产配置比例Fin。当α1＞0，表示企业增加金融资产配置可能会对杠杆率产生负面影响，替代效应明显；当α1＜0，表明非金融企业为影子银行提供资金有助于降低杠杆率，盈余效应明显。(www.daowen.com)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杠杆率产生了直接影响，但是金融化程度自身的影响广泛而复杂，是否会通过影响其他变量的偏效应进而影响杠杆率，模型6.3中将进一步加入三个变量：一是反映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采用经营性收益率的方差Varro；二是反映预算软约束的存在，采用是否存在借新还旧（Newold）；三是反映货币政策宽松程度，采用各省份贷款规模Lnloan。再加入三个外部环境的变量与金融资产配置的交乘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