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银行是金融创新的产物，金融创新提高了所有资产的流动性，金融资产价格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强化”的运动特征，加速了泡沫的形成和资产价格下跌的连锁反应，影子银行的出现强化了金融体系内部的联系，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果。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是从典型的影子银行业务——资产证券化开始，最终引发为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文献来看，系统性风险的产生不仅取决于金融体系的结构和制度等内生性因素，还与无序的资本流动冲击、过度的金融创新导致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以及宏观审慎监管体系的缺失等外在因素有关。影子银行就是金融创新的产物，其隐蔽性、不受监管和高杠杆的特点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的积累。下面将从系统性风险传导的几个渠道，对影子银行所起的作用进行文献综述。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渠道的研究。Diamond和Dybvig（1983）则从负债方分析，当大量存款人出于非流动性需求决定支取现金时，这种意外的流动性冲击会成为银行潜在的脆弱性之源；但是，Diamond和Rajan（2001）基于银行挤兑的惩戒性作用，认为银行挤兑的威胁可以提高存款人讨价还价的能力，通过重新谈判有助于提高贷款人的融资额，表明由存款人挤兑带来的风险较低；Diamond和Rajan（2005）发现了银行挤兑是由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引起的，银行挤兑会加重流动性短缺，银行会提高利率，从而降低了代表未来现金流的资产的价值，这与Fisher（1933）的债务紧缩机制类似，只是Fisher强调资产价值缩减导致担保品价值下降，从而对信贷供给产生影响，而Diamond和Rajan则强调资产价值缩减会引发银行挤兑，银行挤兑会进一步吸收流动性，形成恶性循环。2008年金融危机表现为监管缺失下，资产证券化与金融衍生品的无序繁衍，造成金融创新产品日益脱离实体经济，泡沫破灭则危机不可避免；同时，跨国银行的国际传染主要通过对高杠杆的跨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的影响实现（Krugman，2008；Kollmann等，2011）。

影子银行会增加由恐慌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从而引发系统性的连锁反应。由于分散化，影子银行创造了市场的分割、相互关联和不透明性（Awrey，2011），这使得市场参与者很难有效传递信息，风险积累不被觉察和防范。资产证券化具有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高杠杆的特点，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Adrian和Shin，2009）。Gertler和Kiyotaki（2015）将银行业宏观经济模型中考虑流动性错配和银行挤兑，发现由于银行资产净值会随着总产出波动，银行资产和存款的预期收益率之间的差异会呈现逆周期波动，正常情况下，银行挤兑的均衡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经济衰退时银行挤兑的均衡会取决于银行的资产负债的流动性和内生决定的银行资产清算的价格。Gertler等（2016）模拟了影子银行的挤兑模型，发现影子银行的高杠杆使其遭受挤兑的概率加大，导致影子银行的资产被迫提前清算，从而引起资产价格下跌，进一步导致影子银行净资产下降，传导到商业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加剧了经济的衰退。

大额支付系统渠道研究。Freixas和Parigi（1998）认为银行倾向于有效率的净额支付系统和场外交易，而监管者更倾向于安全性较高的实时全额支付系统和有组织的场内交易，净额支付系统中，一家银行破产意味着它对其他银行的支付会违约，从而引发偿付能力不足。Holthausen和Ronde（2000）分析了衍生品的场外市场和有组织的场内市场，由于场外市场的交易双方不提供担保品，银行对长期技术投资少，当回报不明确时，场外交易会导致一个机构的破产从而蔓延到其他机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衍生品在国际银行间的传染引发了危机。实证研究方面，黄聪、贾彦东（2010）和贾彦东（2011）及童牧、何奕（2012）应用中国的大额支付系统的网络结构进行模拟，童牧、何奕检验了参与者层面和系统层面造成的风险冲击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黄聪、贾彦东的研究表明，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以外，其他金融机构中一家或者多家发生冲击几乎不会造成对金融体系的极端影响。(www.daowen.com)

银行间同业市场渠道的研究。同业业务包括同业拆借、非结算性同业存款、同业借款、买入返售和卖出回购、同业代付、同业投资等业务类型。Allen和Gale（2000）及Freixas等（2000）认为银行间资产和负债的交叉持股，这种交叉持股系统使得每家银行只能从另外一家银行借款，这比资金来源分散化的系统更加脆弱，是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不同的是，Allen和Gale（2000）认为危机属于流动性危机，建议央行通过回购或者公开市场业务注入流动性以避免危机，而Freixas等（2000）认为危机起源于协调问题，建议央行为特定的金融中介提供流动性。国内实证研究方面，马君潞等（2007）对中国127家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重新测算了银行体系内部的双边传染风险，同时以单个银行破产为诱因模拟了商业银行之间风险传染的过程，结果显示所有城商行、股份制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单独倒闭均不具有传染效应，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传染效应较大，因为中国同业拆借市场的流动性结构是以中国银行为中心，中国建设银行为次中心的网状结构。

国外的影子银行类似于存款的短期资金（如短期商业票据（ABCP）、短期回购协议（Repos）和货币基金投资），如果规模足够大，足以创造“现代银行运行机制”（Schwarcz，2012）。影子银行体系比传统银行体系更容易出现市场失败，由于非关联的市场失败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增加可能导致金融体系中资本配置的无效率，并且引发系统性的失败（Schwarcz，2012）。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以通道模式和同业模式为主（孙国峰和贾君怡，2015），通道模式是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合作，借助于后者的通道将资金转移到表表外，为客户融资；而同业模式则通过拆借和投资的方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这表明，中国影子银行和商业银行在业务上的密切关系，使得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过程在银行间同业市场传染的概率提高。毛泽盛和万亚兰（2012）采用1992—2010年数据测算了中国的影子银行规模和银行稳定性，实证结果发现影子银行规模与银行体系稳定性之间存在阈值效应，阈值为6.07万亿，当影子银行规模小于阈值时，有助于银行体系稳定，但2009—2010年影子银行超过了阈值，这与江苏泗洪县和浙江温州为代表的民间高利贷乱象有关。林琳等（2016）认为中国式影子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表现为三个特征：一是影子银行的资产方是中长期投资，负债方集中了大量的短期债务，严重的期限错配；二是过高的杠杆率积累了信用风险；三是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的关联关系形成庞大的网络架构，风险传染和蔓延构成了金融系统内在的脆弱性。陈彦斌等（2018）认为以影子银行的通道模式虽然满足了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但是运作的资金大部分流向负债水平高、周期长，且依赖于借新还旧的地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隐含了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风险。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影子银行打破了商业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隔离，变相地实现了混业经营，是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交叉、资金往来频繁，当流动性风险产生时，将加快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容易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