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开放发展理念创新

一带一路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共商、共建、共享，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理念上，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探索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谋求互利共赢的新模式。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思想是要走一条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把中国所在的东亚经济圈跟欧洲的经济圈通过经济大走廊的形式连起来，涉及沿线60个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与周边国家进行交流合作，使他们也能够分享到我国发展进步的成果，进而有效推动多国的共同发展。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经济复苏乏力，许多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苦难，在经济发展方面必须寻找新的突破点，国家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等机制，搭建灵活开放的战略伙伴关系网络，打通我国与东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甚至非洲、拉美等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之路，使各方既能享有合作网络的体系红利。中国明确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干涉他国内政事务、不谋求经济带发展主导权，更不经营自己的势力范围、结盟对抗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一带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倡议，以经济与人文合作为主线，不搞封闭性集团，不妨碍既有的多边机制。通过“一带一路”的典型示范作用，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表明，中国自古至今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发展壮大后的中国依然是维持国际和平、推动世界进步的中流砥柱。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版的经济全球化模式，是探索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尝试。它并不是中国的“特立独行”，也不是中国版的“马歇尔”援助计划，而是在经济全球化机制下促进区域共赢发展的一个国际合作平台。

2.开放发展实践创新

在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实施上，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产能转型合作为抓手、以金融合作为支撑。“一带一路”的实施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重点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具体包括能源管线、铁路、电信、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利投资与贸易的往来；第二步重点是在建立自贸区与实施产业转移，中国可与合作的国家与地区之间建立自贸区，并在时机成熟之时将产能过剩或者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第三步重点是建立自贸区群，包括亚、欧、非、拉美等大洲在内，可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www.daowen.com)

“一带一路”以推动实现区域内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为重点，促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包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合作、园区和产业投资合作、贸易及成套设备出口等领域，将依托沿线基础设施的互通互联，对沿线贸易和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形成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和“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其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基础，也是目前制约沿线国家深化合作的薄弱环节，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应该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的领域，要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基础上，加强各国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技术标准体系的对接，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区域以及亚非欧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众多，涵盖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和中东欧等地区，这些地区多属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目前全球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随着它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其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也愈发旺盛。

“一带一路”建设要加强物流、农业、旅游、能源等方面的产业对接合作，推动我国产能转移与跨国产业链的构建。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较为突出。“一带一路”的提出不仅是给中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为化解国内产能过剩、调整产业结构提供了有效路径。轨道交通、电力、轻纺、汽车等产业，是我国的优势产业，也是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与“一带一路”战略结合的重点区域和主要合作方向。通过建设“一带一路”，中国向沿线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对内来说可以实现国内产业升级，构造全球价值链，对外来说为亚太、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资本支持与强大的技术支撑，提升周边国家的工业化和制造业水平。这样将有效地完成国内供给与海外需求的有效对接，并实现双赢。“一带一路”不是简单地转移过剩产能，也不是单纯地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服务，而是要在共建的基础上实现中国和沿带沿路国家和区域的共赢。

“一带一路”积极推进金融合作，发挥金融的先导作用。拓展中国金融机构在资产托管、资产管理、海外银团贷款、出口卖方信贷、贸易融资、国际结算、海外人民币理财等产品的服务范围与领域，搭建起服务中资企业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供应链。一带一路的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资金缺口巨大。目前，我国已牵头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机构（两行一金），以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款、提供担保等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提供金融支持。此外，积极推进PPP模式，鼓励动用私人部门的资金，不仅在于弥补资金缺口，更在于提升公共产品管理的效率和资本配置的效率，特别是在基础建设领域投资，有助于提升公共产品管理和资本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