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所有环节中最为基础的一个环节是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人才对于创新而言是关键的，新知识的创造是第一线员工、中层经理和高层管理人员之间动态互动的结果^[29]。可以说，创新人才和创新思维是创新的源头。

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功不可没的，甚至，培养创新人才正是教育的使命，诚如著名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言：“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可以创造新事物的人，而非重复上一辈已经做过的事，这些人应该具备创造力、开拓性，并善于发现。”^[30][31]

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展教育会更加有利于推动创新。首先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在教育产品和服务供给中的分工。理论上，以市场的方式来提供教育，或由政府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提供教育，效果是相同的，所以亚当·斯密指出，一国的教育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利益的，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接受教育的费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受教育的必要的人自发地出资开支，恐怕是同样妥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利益^[32]。但是，如果“公家的教育机构全然没有”，那么，“按当时情形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体系或科学，便全然不会有人教授。”^[33]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地通过市场的方式来提供教育产品，赋予教育商品的属性和要求，就会使所提供的教育产品服务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和屈从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基础理论的教育和研究就会供给不足，前瞻性理论和技术研发的投入与教育也会受限。但没有基础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没有前瞻性技术投入，应用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最终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其次，秉承学术自由培养创新人才。人类历史证明，只有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人的创造力才能发挥出来，才能更好地贡献于社会和国家。正如密尔（穆勒）所言：“进步之唯一可靠的恒久来源便是自由，因为通过自由，有多少个个人便有多少个独立的进步核心。”^[34]穆勒还宣称，“夫思想言论，所以不可不自由，与夫劫持禁遏，所以淹郁民才，致无从成长，而教化从以不蒸。”^[35]

学术自由有着丰富的内涵，“科学的自由即在于这样的权利，即有权追求对这些信仰的探究，有权在这些信仰的指导下，坚持科学社团的标准。为了这一目的，即要求一定程度的自治，由此科学家们可以维持其制度的架构，给予成熟的科学家们以独立的地位；而这些地位的候选人，要在科学观点的指导之下进行选择。”简而言之，学术自由包括“选择自己探究的问题的权利，不受任何外在控制自由从事研究的权利，以及基于自己的见解教授自己的课题的权利。”^[36]

坚持学术自由以培养创新人才必须尊重个体的权利。对个体权利的尊重是原始型创新的根本动力^[37]。“除非个体被允许过他意愿的生活，‘按只与他们自己有关的方式’，否则文明就不会进步；没有观念的自由市场，真理也不会显露；也就将没有自发性、原创性与天才的余地，没有心灵活力、道德勇气的余地。社会将被‘集体平庸’的重量压垮。所有丰富与多样的东西将被习惯的重量、人的恒常的齐一化倾向压垮，而这种齐一化倾向只培育‘萎缩的’能力，‘干枯与死板’、‘残疾与侏儒式的’人类。”^[38]

坚持学术自由培养创新人才需要政府提供学术自由的公共制度。“科学的自由，崇拜的自由，普遍思想的自由，凡此都是公共制度，由此社会把机会向其成员公开，好服务于他们各自追求的目标。通过建立这样的自由，社会自身即形成了人民的共同体，这些人民信仰精神事物的有效性和力量，也信仰我们对这些事物的责任。”^[39]

再次，为学术研究营造更加包容性的环境。发展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是建立在学术研究持续进步的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是生产思想产品，思想产品生产有其内在规律性，思想产品的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思想产品的生产与研究者的创新性思维密切相关，研究者的兴趣以及发自内心深处的爱好是推动研究者展开学术探索并取得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础，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包容性学术环境。包容性的学术环境更加有利于激发创新性思维的活力与创新力，更加有利于学术进步。简单仿效普通工业产品的计件制等考核方式来考核学术研究，并非是适合于学术研究和思想创造的好的激励机制。所以，我们需要深入探索如何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研发环境和平台，使得学术进步更加具有生机与活力。

大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必须依靠持续自主创新，通过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经济增长才有持之以恒的基础。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创新，创新正在成为各国国家经济政策的中心点。“一个发展良好的国家的未来，几乎完全取决于它的经济创新能力。”“尤其是在创新可以被轻易模仿的今天，各个国家只能通过不断的创新以及对教育、科研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的投资来保持其经济领先地位。”^[40]中国经济增长也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在推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强大的功能与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必须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也是关键的。在创新动力、创新合作、创新扩散与创新人才等创新的各个环节，政府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合作并非是板块式机械的结合，在创新领域，还必须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合理分工、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密切合作，构建国家创新系统，形成良好的创新经济生态系统，从而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夯实基础。

【注释】

[1]全球创新指数研究于2007年首次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启动，涵盖了全球132个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96%和全球人口数的91%。评估的满分为七分，项目包括制度与政策、创新驱动、知识创造、企业创新、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等。该报告是目前国际上关于创新对竞争力和增长影响的最全面的评估研究之一。

[2]《美国对华技术封锁50年：手段多样态度“坚定”》，《瞭望/环球杂志》2010年7月23日。

[3]下述关于欧美主要西方国家对华技术封锁的材料，参见黄树东：《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是如何被强化的》，和讯网，2012年6月4日。

[4]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人民日报》2016年6月1日。

[5]数据与相关资料来自刘勇、雷平：《日韩两国利用外资与自主创新模式及我国的发展思考》，《中国软科学》2008年第11期。

[6]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2013年3月4日）。

[7]贾根良：《美国经济崛起时期自主创新的成功经验与启示》，《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8期。

[8]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2013年3月4日）。

[9]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14年6月9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页。

[10]习近平：《听取科技部汇报时的讲话》（2013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11]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2013年3月4日）。

[12]［美］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1、38页。

[1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4]《人民日报》2014年5月28日。

[15]基础型创新指将一种基础性的新技术引入市场，如蒸汽机、铁路、飞机等，带来经济的长期增长；改进型创新是指改进原有技术，并将其运用到新领域和新产品，如汽油发动机等。参见［德］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文化VS技术创新》，吴金希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3页。

[16]参见洪银兴：《科技创新与创新型经济》，《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www.daowen.com)

[17]［美］科林·里德：《金融危机经济学：如何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曹占涛、柏艺益、王大中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18]关于“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参见钱颖一：《避免坏的市场经济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年12月12日；吴敬琏：《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中国外汇管理》2004年第Z1期。

[19]例如，陈清泉院士就批评指出，现在国内动力电池企业有很多，但技术水平普遍很低，多是低级重复，与国外电池生产企业的差距非常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外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巨大，在整个电池包、电池评价体系方面都下了很多功夫，不少电池厂都到世界上高温、酷寒的地方做实验。而国内很多人做动力电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捞政治资本，因为电动车是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上级评估当地政府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当政绩，电池企业则是用做手机电池、平板电池、电脑电池赚来的钱补贴动力电池，创新投入严重不足。参见吴铭：《陈清泉院士：电动汽车警惕非技术泥潭》，《瞭望东方周刊》2013年11月4日第42期。

[20]参见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郭梅军、唐宇、彭敬、李青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前言第VI页。

[21]“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奥尔森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含义是，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参见张宇燕：《强化市场型政府乃经济发展之根本》，［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2]［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5页。

[23]数据引自《R＆D经费投入强度首破2%》，《文汇报》2014年10月24日。

[24]分别参见［美］埃德蒙·菲尔普斯：《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63、256、255页。

[25]威廉·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创新机器》，郭梅军、唐宇、彭敬、李青译，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27页。

[26]［德］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文化VS技术创新》，吴金希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7]［美］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何帆、牛勇平、唐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7—75页。

[28]参见［美］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何帆、牛勇平、唐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29]［日］野中郁次郎、竹内弘高：《创造知识的企业——日美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李萌、高飞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30]转引自Andrea Kuszewski，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Creative Disobedience，The Creativity Post，Jun 23，2012.

[31]当然，教育的功能绝不仅限于此，事实上，教育在为经济成功铺路和保证社会稳定方面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角色，缺乏教育机会将会导致经济上的选择少之又少，还会导致缺乏社会流动性、缺乏希望，这可能会引起最糟糕的社会动乱与不满。参见［美］丹比萨·莫约：《西方迷失之路——西方的经济模式是错误的》，李凌静、肖建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32]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75页。

[33]同上书，第337页。

[34]［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于庆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107页。

[35]［英］约翰·穆勒：《论自由》，严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3页。

[36]［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分别引自第29和第36—37页。

[37]方竹兰：《原始型创新需要社会自治》，2014年3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凤凰城市沙龙第五期论坛上的报告。

[38]［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39]［英］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40]［美］科林·里德：《金融危机经济学：如何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曹占涛、柏艺益、王大中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