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战后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为中国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教训。在战后恢复期，日本的对外开放方式是引进成套的机器设备以及相应的生产技术，并且以朝鲜战争为契机，接受大量美国的军需订单以刺激内需，在短时间内迅速将经济恢复至了战前水平。其“引进成套设备以及相应技术”这一点与中国引进外资与技术的方式十分相似，从效果来看，也不分伯仲。但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却改变了引进外资与技术的策略，而这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关键点。

一方面，日本引进项目中，主要集中在重化工业，并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为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的引进。在这一阶段里，日本大量开展技术引进，平均每年引进项目数量达1 000多项，1972年高达2 403项。另一方面，日本引进技术时，遵循“引进零部件就能解决问题的就不引进单机，引进单机就能解决问题的就不引进成套设备，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重于对设备的引进”的原则，政府以“1号机进口，2号机国产”作为审批标准，基本上不购买成套设备，而是有选择地引进单项技术，如只购置主机，自造辅机，技术引进，重视引进后的改良和创新^[5]。这样，既节约了引进技术的成本，也刺激了企业对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以及再创新。

由于民间资本实力较弱，研发风险较高，对进口机器存在依赖的问题，在高速增长期，日本企业的创新能力仍然十分薄弱，仍然存在企业研究效率低下的问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日本逐渐从民间主导的独立研究转变为官方引领的研究，由政府力量对重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研发，并且开始注重引入国外也没有应用的尖端技术，也就是“实验室技术”，同时通过技术输出交换专利与情报。

总体来看，日本的对外开放与技术创新有三大特点：技术再创新比例较高，先进技术的引入成功转化为了自主研发的能力；政策体制重视对外资的管理控制，以技术引入为重，以资金需求为次，对外资执行较为严格的审批程序；因地制宜，与国家整体经济状态配合度高，在经济低谷时实现快速发展，在经济恢复后又能保持经济的质量与结构。

韩国在同时期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日本相似的是，韩国政府对于外资同样执行极为严格的管理控制。但是与日本重在先进产品进口的策略不同，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策略，重点扶持企业出口，打造韩国品牌，以出口带动经济发展。

反思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的得与失，对比同时期日本与韩国的对外开放与自主创新之路，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对外开放中，自主创新才是国家技术进步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过去三十多年，我国发展主要靠引进上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国外技术，早期是二手技术，后期是同步技术。如果现在仍采用这种思路，不仅差距会越拉越大，还将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我们没有更多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6]

与中国发展模式相对比的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闭关锁国”的发展方式。美国在19世纪很多行业落后于欧洲国家，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采用的是高关税保护本土企业的方式，从美国的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的贸易关税一直在40%到50%之间，在1871年美国经济崛起前，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对外资的依赖度极低，只有12%—14.1%之间，这说明美国懂得经济崛起是通过典型的内向型经济实现的，通过开发本土市场而不是依赖外资，美国因此得以保留了一大批优秀的本土企业，这些企业在1875年的技术革命中与英国、德国一起引领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在第四次技术革命中独占鳌头，并没有出现我国目前的内需不足，自主创新吸收能力较弱并且严重依赖外资的状况^[7]。

走自主创新之路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内生动力。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劳动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还取决于技术增长率。而在稳定状态下，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取决于技术增长率。鉴于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效应，单靠资本积累与人口红利只能在经济发展初期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在当下——也就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局面下，这两种方式对于产出的增长已经不再如过去一样显著了，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要更加地依靠技术增长率，也就是技术的创新。

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一是为经济发展融资，二是为引进技术。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式使得融资的目的迅速得以实现，而引进技术的成果却并没有达到预期，或者说，虽然有显著技术进步，但是在市场上造成了超出预期的损失。一直以来，中国所实行的创新方式，大多以模仿、学习外国先进产品为主，常常陷入“引进——吸收——再引进”这个死循环，满足于对已有先进技术的应用，达到“与外国产品水平相当”就止步不前，没有进行再创新的环节，无法实现对外国产品技术的超越。

相比日本与韩国，中国引进技术后的消化效率低，再创新能力弱。不仅如此，由国家领导的高端技术与民间市场无法迅速接轨。这导致中国虽然科研实力走在世界前沿，而科研成果却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民间研究则局限于资本与人力的不足，无法承担相应的研发风险，因此很难实现技术的独立研发与创新。因此，民营企业只能依靠复制市场已有的技术和采用低廉的价格进行市场竞争，这样，其利润的空间定然会被大量压缩，再加上经济发展瓶颈期融资困难问题，民营企业很容易走向衰亡。当民营企业无法存活，民间技术开发无法开展，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自然会陷入困境。只有刺激民营企业的自主研发，创造有利于民营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才能使得经济发展摆脱资本边际效应带来的瓶颈，让中国的经济焕发新的生机。

第二，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的技术创新，方能够突破外资利用技术优势而形成的市场垄断，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高新技术产业有一句著名的格言：“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标准。”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很多企业还挣扎与三流与二流之间，好一点的正在努力塑造品牌口碑，差一点的还在价格竞争中拼杀。即使技术水平高的，却只是能够改进已有技术，没有办法实现技术革新，也不能创造崭新的技术，还没有达到“卖技术”，也就是卖专利的程度，至于利用技术优势与市场垄断创造世界标准，获取制定门槛的权利，更是无从谈起。针对年产约400亿支圆珠笔却造不出圆珠笔芯的窘境，2011年中国相关部门启动了“制笔行业关键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国家拨款近6 000万元支持相关科研机构、企业针对中心墨水制造、笔头不锈钢线材、加工设备等开展科技攻关。项目于2015年通过“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验收，实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制笔行业的“进口依赖”困局开始被逐渐扭转，我们研制成功易切削不锈钢线材以后，日本的钢材供应商立刻将价格从每吨12.5万元下调到9万元左右。

卖产品的企业，尤其是在高新技术领域，始终是产业的中下游，获得的只能是产业链中利益最为微薄的部分。外资利用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乃至标准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市场，形成了惊人的市场垄断。以汽车产业为例，我国汽车销量前五没有一个品牌是中国本土的，而前十中只有三个中国本土品牌，还是排在最末的。德、美、日、韩、欧的汽车占领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市场。智能手机行业，中国品牌虽然凭借价格优势占领了一席之地，但是其中大量对苹果、三星等外国品牌的模仿痕迹，使得国产机被打上了“山寨”“低廉”“低性能”的标签。没有专利权，为了获得技术对应的生产资格，我国企业支付了大量的专利费用，这也使得外国现金产品在价格竞争中更具优势。更怕的是，外国尖端企业可以依靠技术优势，在中国企业引进关键零件时漫天要价，如果中国企业不接受，企图自己生产这个零件，即使自造的零件质量与进口的完全一致，外国企业也可以以“不符合国际标准”为借口，拒绝提供保修服务或是拒绝购买中国生产的机器，甚至以“质量问题”为理由，攻击中国产品的销售资格，也许在中国国内这并不是很严重，但在国际市场上，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打击。(www.daowen.com)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你弱的时候谁都想卖技术给你，今天你发展了，谁都不愿卖技术给你，因为怕你做大做强。在引进高新技术上不能抱任何幻想，核心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8]如果中国只能实现对现有技术的应用、生产，而无法创造新的技术，那么只能够沦为“世界工厂”，无法挤入行业前列，成为先进技术的引领者。更何况，核心技术是买不来、换不来、求不来的，必须自主创新。什么是核心技术？习近平明确指出，“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核心技术如果受制于人，我们就没有安全和主动权可言。“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9]

外国产品利用中国消化技术的时间，已经抢占了市场，形成了专利壁垒，如果中国产品无法在技术上进行再创新与突破超越，那么要么就会被挤出市场，要么就会被专利壁垒限制，并流失大量专利费用。只有自主创新，取得专利权、定价权与标准制定权，才能在市场的技术竞争中站稳脚跟；才能不在研发、生产、销售中，处处受制于人；才能打破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外资垄断，把握主动权，实现自我的发展。

第三，自主创新能够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自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落入了比较优势陷阱。单纯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以及本土的自然资源，依靠劳动力与资本的积累扩大生产规模，形成了以加工为主的生产体系，尤其是在轻工业领域以及高新技术领域，甚至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而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

在对外开放的领域，内资企业与外资的合作中，外资给予的往往是生产技术，如高效的机床等等，但是对于如芯片制作等等核心技术，则建立技术壁垒，对中方讳莫如深，甚至还要收取高额的专利费用或是高额的零件进口价格。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出口的产品集中于农产品、玩具、服装（非高端品牌）、工业原料、粗加工工业产品、工业零件等，而进口产品往往是高科技电子产品、汽车、电脑、核心技术零件或设备等等。中国消耗的是自己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还付出了大量的污染治理代价，而外国付出的只是已经通用的并不尖端的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还能够转移下游低效产业，转移污染，利用中国人口红利降低生产成本，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攫取大量利益。

而中国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但不会上升，反而会随着东南亚（如越南、印度）、非洲、南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不断削弱。近年来，由于中国人力资本价格逐步上升，许多外资企业已将生产部门转移到了越南、老挝这些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国家去了。而依赖于自然资源的产品（如农作物、原油、矿藏等）一方面可以被其他国家替代，一方面又会随着中国自然资源的枯竭而不断走向衰弱。

因此，如果不能进行技术自主创新，还满足于旧有的以加工为主的生产方式，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弱。只有主动出击，自主创新，努力成为新技术的创造者、新产业的引领者，才能跃升至产业结构上游，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最后，自主创新不只是包括技术、工艺的创新，还包括管理方法、社会体制的创新。“自主”除了独立自主进行技术研发以外，还包括因地制宜，根据中国实际国情进行技术、体制的创新，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生产方法和管理体制。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要做好顶层设计，要以世界眼光搞顶层设计。要研究和找准世界科技发展的背景、发展的趋势，以及中国的现状、中国应走的路径，把需要与现实能力统筹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长远目标与近期工作结合，这样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10]

从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来看，两国的对外开放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本国企业的扶持以及对外资的严格管理。而在中国，为了招商引资，许多地方政府对外资实行了超国民待遇，不但放松审查，来者不拒，而且将大量资金用于吸引外资，而没能有效扶持地方产业，甚至反而对民营企业设立更严格的管控标准，造成了本土企业发展政策、市场和资源的多重困境。因此，对外开放的体系同样要进行创新，如何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消除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用更大的力量扶持中国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使得有潜力、有创意的新兴优秀公司得以成长，是顶层设计的一个急需考虑的重大问题。

当然，自主创新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消费者、生产者还是制度的设计者，都应该保持对中国创新力量的自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自己的创新成果自己都不相信和使用，怎么会指望别人去相信和使用？”^[11]只有对自主创新结果积极使用，才能发现问题，从而推动进一步的自主创新。

对外开放三十年以来，尽管面对种种困难，产生了种种问题，但中国也一次次创造了奇迹。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是时候从一个追随者向领跑者转变了，尽管困境重重，但是相信中国能够在自主创新之路上再次创造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