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30多年的成功发展，我国终于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不容置疑的。但在此过程中，我国经济的不平衡，特别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也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极大影响。2009年中国进出口大幅下滑，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为负的3.9，此后几年，这一态势并未发生改善，2015年中国的进出口呈现出“衰退式”增长的格局，这意味着净出口不仅没有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反而在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出口导向政策的脆弱性随之显露出来。人们也开始反思中国的经济发展政策或增长方式，其中的焦点是所谓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例如，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在多个场合发表观点，认为中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必须“改变出口导向，转以内需为主”。克鲁格曼在2009年4月13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与2009年7月10日做客中国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时就都发表过类似言论。总而言之，实现开放发展模式的“范式转变”问题日益凸显，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适时加以转变。

我们认为，首先，适用于一切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贸易发展战略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决不能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模式，即使是在国外已获得成功的经验，如果不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也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

其次，进口替代战略更加符合大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大国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或长或短地经过了一个进口替代的时期。对此，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评论说：“许多外围国在它们开始发展时工业很少。随着它们的出口扩大，它们对制成品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提供了一个我们现在称之为进口替代的机会。这个特点对工业革命以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共同的。”^[6]

进口替代之所以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主要是由下述三点决定的：

第一，进口替代开放发展战略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型式的要求。发展中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有效地支持产业发展，因而相对小国而言，大国可以依赖规模经济而推动国内增长，而不是过度依赖国际贸易，所以，内向型发展是一种普遍的大国发展型式。所以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及到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时就写道：“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而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国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7]

第二，大国具备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本条件。首先，大国人口众多，国内消费需求和市场容量较大，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其市场有愈益扩大的趋势，不仅如此，大国经济发展需要建立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满足数量庞大的国内需求，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规模庞大的市场需求开始形成“大国效应”，这些使得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而形成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恰恰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要求。其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化，统一、竞争、完备、有序的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使得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而形成统一市场。再次，大国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如果在工业化初期就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一个拥有全产业链的大国，才能为锻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奠定更好的基础，才能更有利于培养世界一流的自主创新能力。这些都是大国发展内向型经济，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本条件。

第三，进口替代开放发展战略是赶超发展的必然选择。赶超战略是许多现代化后来者采取的一种超常规的现代化推进手段。赶超是一个涉及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制度安排、结构调整等诸多方面关系的整体发展模式。后发国家应通过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创新，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从根本上扭转国际竞争力低的局面，带动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历史上作为赶超主体的后进国有很多，其中的典型是美国、德国、日本和前苏联。美国和德国赶超英国的最关键时期是19世纪下半期，它们是两个典型的以进口替代来发展经济的国家，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追赶西欧和在二次大战后追赶美国的过程中，都实行了进口替代战略。至于日本在二战后初期至60年代追赶欧美的过程中实行的也是进口替代战略。凡取得经济大国地位的国家，无一不是在赶超过程中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大国，但远非世界经济强国，换言之，中国要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必须向这些国家学习，转向进口替代开放发展战略。

在美国独立并建国后，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萨伊都断言，美国应该遵照比较优势原理，“就像波兰一样”，注定应当经营农业^[8]。两位理论家认定，“在美国以极低代价可以获得最丰饶的耕地，情况既然是这样，美国人民就生来被老天指定专门从事农业的。美国人民就能这样老老实实地服从造物主的安排，在这一点上诚然是对他们作了很大的赞扬，事态若果是如此演变，自由贸易原则在这里就可以获得极其圆满的应用，就可以为这些理论家提供一个理想的范例。”^[9]“据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还有着无限广阔的膏腴之地没有开垦，工资又这样高昂，要充分利用国家的物质财富与增加了的人口，再没有比发展农业更好的方法；而且农业有了充分发展，工业到那时自然会跟着兴盛起来，更无需用人为方法督促；如果美国使工业作不自然的发展，不仅将损及久已享有文明的那些国家，而且受害最大的就是美国自己。”^[10]美国曾是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在其工业化之前，9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英国以及欧洲所需要的农产品。美国独立后，工业化问题很快被提上了日程。为了使本国工业能够建立起来，美国实施了保护关税制度。在第一阶段（1820—1860年），美国首先建立了棉纺业、毛纺业、生铁冶炼、机器制造和其他日用品制造工业，开始替代进口。第二阶段（1860—1919年）则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建立和发展起一系列新型工业，如钢铁、电力、石油采炼，汽车制造等，大部分产业完成了进口替代。第三阶段（1919—1945年），由于国内市场出现饱和最终酿成大萧条，美国开始削减关税扩大出口，产品由国内销往国际市场，到20世纪40年代，完成出口替代。美国后来的工业立国战略及取得的成就，毫不客气地否定了两位“先贤”。

【注释】

[1]赵丽红：《关于贸易条件恶化论的争论》，《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3期。(www.daowen.com)

[2]多米尼格·萨尔瓦托：《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根源》，《南京大学学报》（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版专辑）1987年第3期。

[3]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4]［美］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5]于泽龙：《“广场协议”与日本失去的20年》，《环球风云》2010年3月19日。

[6]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7]［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47页。

[8]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页。

[9]同上书，第103页。

[10]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