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口导向战略影响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不少研究认为，对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能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还因为能够接受来自跨国公司的指导、帮助和监督，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工艺流程升级乃至产品升级。但我们必须看到硬币的另外一面，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如果一国融入全球分工更多的是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甚至实施的是“出口导向”战略，那么必将影响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能力。

首先，长期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会对中国国内价值链构建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对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产生阻碍作用。出口导向战略将资源从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从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内需产业里大规模挤出以后，将其大量集中在发挥落后优势的产业上，集中在利用别人技术的产业上。全球化举中国之力，使中国变成别人产业链底部的加工厂。在这种发展道路上，中国摆脱低技术陷阱的能力会越来越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会有碍于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而如果没有国内价值链的支撑，中国要想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就会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产生利益上的冲突，发达国家就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和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压榨和低端锁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不仅将高创新率、高附加值和高进入壁垒的核心环节或部件的生产保留在发达国家内部，还迫使发展中国家从事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进入壁垒的和劳动密集型的非核心部件的加工、制造和组装环节。

其次，出口导向战略对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通过对制造业产品的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活动以及整个产业价值链的生产性服务活动进行控制，把发展中国家全面压制在报酬递减的低附加值活动中，其控制范围相当广泛，从非耐用消费品一直到高新技术产业，例如耐克运动鞋和苹果系列信息技术产品。通过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大量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口高端产品的方式，是中国“低端”嵌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而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典型特征和表现，由此决定了出口产品也以低端为主。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严重阻碍了国内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凭借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不仅将知识密集型活动和研发、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都留在了发达国家，而且，原料采购、物流运输、金融保险、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诸多环节，也被跨国公司通过全球产业价值链掌控。中国本土产业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压制在加工、组装、制造等环节，从而导致了对生产者服务业需求的严重不足，难以对服务业发展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支撑。而从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关系来看，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无疑制约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再次，出口导向对国内民族企业创新能力成长造成不利影响，从而阻碍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国内民族企业在研究与开发、管理能力、品牌渠道建设、营销网络构建以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与跨国公司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采取出口导向战略，简单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简单承接国际大买家发出的订单，虽然前期投入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快，但长期增长能力被削弱。

2.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中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

出口导向开放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是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各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通常贸易格局是：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我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基本上是这种格局。进口结构基本上以技术密集的设备为主，出口结构则是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主。对外贸易的格局会进而决定该国国内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

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最主要的是产业竞争力。单纯的由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单纯根据资源禀赋来确定自己的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就会跌入“比较利益陷阱”。

所谓“比较利益陷阱”，也称为“李嘉图陷阱”。从广义上说，“比较利益陷阱”，是指一国根据比较优势进行资源配置时可能出现的结构性缺陷，以致损害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比如，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导致资源从农业等经济部门过量地流出，以致会损害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就国际分工方面而言，“比较利益陷阱”则主要是指后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产业结构滞后。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比较利益陷阱”并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是一种现实的风险。因为，各国的经验表明，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而制成品中，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利益。

一般认为，存在着两种类型比较利益陷阱^[3]。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溢出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进步，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对于国内经济而言，根据比较利益原理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存在着相当大的刚性，再次调整必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要求，我国为了大规模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必然密集使用自身拥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根据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当密集使用某一要素生产产品时，其边际收益则呈递减趋势，从而使我国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最终会被对其密集使用而产生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所抵消，进而导致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受到强有力的挑战。

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负面影响，使我国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我国出口比较优势的获得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在这种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会做出相应的技术选择，形成相应的经济结构，分配结构则进一步强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会让需求不受到本国收入的制约，然而却也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出现“专业化”，不利于形成后继增长潜力，同时出口之外的部门也因此长时间处在欠发达水平上。由于过于重视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与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受重视甚至是被排斥，这会对我国技术进步产生不利影响，进而影响到我国的长期发展。所以，“李嘉图经济学，通过清除掉对经济变迁和动态过程的‘质’的理解，已经成为一种可能使一个国家‘专业化于贫困’的经济理论。……通过阐明比较优势的贫困的解决之道，华盛顿共识毫不费力地将竞赛的工具箱给禁用了。”^[4](www.daowen.com)

3.出口导向战略加剧中国经济“二元化”倾向

出口导向战略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导致了沿海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出口产业与内需产业之间争夺资源的方式，是推动中国经济二元化和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4.出口导向战略的不可持续性

从全球贸易实践看，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坚持出口导向，持续处于顺差，不仅分享不到国际分工的利益，往往还要支付巨大的代价。首先，大规模外汇储备会造成资源闲置。外汇储备本质上是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如果无法用来购买国外的商品、技术和服务，就无法改善国内居民的福利。

其次，持续顺差带来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会，造成基础货币投放量增大，引发通胀压力。外汇储备的持续快速增加，使得外汇占款成为央行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途径，因为为了对冲过多的外汇，货币当局通常要增加本币的投放，随着大量本币被动地投入到流通领域，这必然会稀释人民币的购买力，因此，国内就会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金融调控的难度也会加大。

由于我国事实上实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安排，作为央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担当了外汇市场上最终的市场出清者的角色。如果央行没有有效的资产来对冲过多的外汇占款，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则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这会吸引外资，尤其是套利热钱进入中国套取汇差和利差，当外资获取巨额利润之后，必然抛售人民币，转持美元并撤离中国。大量资本的撤离的同时，会卷走大量中国通过对外贸易所赚得的美元。

再次，长期顺差还容易引发国际贸易摩擦。一国顺差意味着别的国家逆差，为保持贸易平衡，逆差国就会想方设法保护本国产业，在产品进口方面设限。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凭借出口导向战略迅速崛起，经历了黄金发展期，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大规模出口也为日本带来了巨额顺差，巨额顺差导致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在美国的压力下，美、日、英、德、法在1985年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后，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开始持续升值，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3.5万亿日元，与此同时，因为日元升值，日本的产品优势被大大削弱，出口也遭受沉重打击^[5]，导致日本经济走向衰退。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他国家为抬高进口门槛，确立了劳工标准、环保标准、质量技术标准和卫生标准等一系列标准，针对我国出口设置了重重障碍。近年来，因为持续贸易顺差我国遭受国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特保”立案调查的数量不断上升，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

基于以上原因，出口导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非常大，不仅如此，外需的经济增长贡献已经开始逐渐式微，从表6.5中的数据不难看出端倪。

表6.5　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年鉴2015》。

首先，1990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度高达73.3%，1995年巨幅下降到7.2%，2001年的贡献度甚至下滑到-12.9%，2005年贡献度回升到12.6%，此后三年保持2位数的贡献，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贡献度再度下降，2009年甚至下降到-42.8%。由此可见，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命运交由国际市场来掌控，是风险巨大的。

其次，自2008年以来，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难有起色，表明出口导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能动作用在逐渐式微，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依靠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抢占国际市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思路需要重新定位是明确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