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就致力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当时之所以转向外向型经济增长，理论上的依据是比较优势原理和自由贸易理论，实践上的依据是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经验。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拓展了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按照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当英国和葡萄牙两国生产两种商品，使用一种生产要素——劳动时，如果刚好英国在一种商品（布）上劳动生产率高，葡萄牙生产布的劳动生产率绝对低，生产酒的劳动生产率绝对高，则英国生产布具有绝对优势，葡萄牙生产酒具有绝对优势。两国按各自的绝对优势进行专业生产分工并参与国际贸易，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在英国和葡萄牙两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对于处于比较优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优势较大的商品，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力量生产劣势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互相交换，彼此都节省了劳动，福利水平都得到了提高。通俗地讲，比较优势原理的核心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表6.1　绝对优势理论——分工前产量和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表6.2　绝对优势理论——分工后产量和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表6.3　比较优势理论——分工前产量和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表6.4　比较优势理论——分工后产量和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无论是绝对优势原理或比较优势原理，其共同点都在于强调国际分工和国际自由贸易。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斯密以制针业为例对此进行了论证，根据斯密所举的例子，分工前，一个粗工每天至多能制造20枚针；分工后，平均每人每天可制造4 800枚针，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几百倍。由此可见，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民财富。

国际分工是各种形式分工中的最高阶段，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开展国际贸易，对各国都会产生良好效果。国际分工是家庭分工和国内分工的拓展，各国按照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并使各国从贸易中获益。

所以，大量的观点认为，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国采取出口导向的战略，不仅能够破解国内资金和技术的约束条件，还能够缓解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硬约束，从而带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还因为能够接受来自跨国公司的指导、帮助和监督，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工艺流程升级乃至产品升级。

中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实践上的依据是向所谓东亚的“四小龙”“四小虎”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学习。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开始转向更加开放的贸易战略，特别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过渡后，采取了不遗余力的出口导向战略。(www.daowen.com)

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国选择了出口导向的开放发展战略。采用这一开放发展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缺口以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瓶颈问题，即通过出口所得外汇资金支付经济发展所需之进口，使经济突破一般发展中国家的负债能力约束而实现高增长。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特定内外条件，采用出口导向这种开放发展的模式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是约束条件下的优化选择，这种模式对我国经济发展也的确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1978—2009年间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就可以得到佐证。出口导向型开放发展战略在增加就业、改善国际收支、实现规模经济、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参与国际分工，抓住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国际分工的一个有利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美、欧发达国家发展迅速，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主要是金融业）兴起，使一些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夕阳产业”。在市场力量推动之下，这类产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地区）——亚洲“四小龙”就是显著代表。通过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得以全力发展新产业，并且得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发展中国家（地区）则建立了出口型经济，将产品销往发达国家，通过“出口导向”，自己也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中国积极参与这一国际分工并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

但是，出口导向战略不是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能带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高的经济增长，对于大国来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更不一定优于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认为，进口替代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落后的祸害，出口导向型经济是唯一成功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否定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是两大事实，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如阿根廷实行进口替代导致其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其二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开始转向更加开放的贸易战略，特别是亚洲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纷纷放弃进口替代而走向出口导向，并且均取得了不俗的经济发展表现。所以，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看来，唯一被证明合理的开放发展战略是出口导向，由此，自由国际贸易是最佳的制度安排。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两大事实依据都值得质疑。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近100年中，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实行的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而且就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但很明显，出口导向开放战略并未给这些国家带来相应的福利，甚至于削弱了这些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它们进一步陷入了贫困化的深渊。为了摆脱片面追求出口所造成的困境，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才转而走向进口替代，而有系统地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更是20世纪40年代末之后的事。至于日本、韩国等国家积极转向出口导向的基础是采用进口替代的开放发展战略，为本国工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仅如此，还不能以这些国家和地区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就得出进口替代战略已经完全失去存在价值的结论。以日本为例，日本从来就以国内市场对外不开放著称，这种不开放必然导致在很多产业中实行进口替代。正是由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不断在国内实行进口替代，才形成了日本一直以来的对外贸易巨大盈余的优势格局。

更进一步的来看，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无不采用进口替代的战略。世界3个经济上最强的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无一不靠进口替代而富强起来的，而在此之前取代荷兰、西班牙成为世界霸主的英国毫无疑问也是进口替代立国的。

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些大国崛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无不积极动用贸易保护的手段的，“美国1979年至1985年间，仅钢铁工业就有25万名工人失业，相当于美国钢铁工业劳动力的一半。假如1984年不颁布‘自动’进口限额，把钢铁进口额限在仅占美国市场的18.5%，那么，钢铁工业可能已完全崩溃。”“新贸易保护主义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在汽车、钢铁和服装行业。”^[2]剑桥大学韩裔学者张夏准著书指出，即使是英国和美国——通常认为它们取得成功是通过自由放任的政策，而当时其他国家是采用过时的重商主义战略——实际上也通过各种形式的积极的政府干预，包括关税、补贴和其他措施促进了本国的工业发展，当今很多其他富裕国家也曾使用过广泛的政府干预来快速启动它们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19世纪德国和日本启动它们的工业化，是在纺织、钢铁、造船业建立国有企业，二战后法国、挪威、芬兰、奥地利、韩国和新加坡也依靠国有企业实现了经济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