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力推其主张的TPP、TTIP、TISA等国际贸易投资机制与规则。这些规则主要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需要出发，不顾经济发展差异，全面推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诸如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负面清单制度、严格的环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对政府干预的限制等。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和经济基础不同，目前并不适用。一方面，这些规则既对中国有潜在消极影响，为中国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这又为中国带来重要的新机遇。为有效应对挑战、最大化机遇，中国需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引领创立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

1.加入TISA谈判，建立关于TPP、TTIP谈判信息交流机制

2013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申请加入TISA谈判，既顺应了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也有利于扩大服务业开放，进一步开拓国际服务业市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将会有序开放金融、教育、文化和医疗领域，减少在护理、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一般认为，由于中国服务业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加入TISA后国内中小服务企业可能面临较大冲击。但另一方面，加入谈判产生的倒逼效应，也将促进行业市场体系建设和体制改革，将在总体上有利于我国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目前，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TISA部分参与方持有异议，关于中国加入TISA谈判的讨论仍在进行中。同时，中国对TPP谈判已经由防御转为更加开放的态度。现在，中国同美国和欧盟都建立了关于TPP谈判和TTIP谈判进程的信息交流机制，目前这种良性的互动机制运作正常。TPP倡导高标准，但在具体规则上，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存在分歧。在TISA等谈判方面，美国担心中国的加入会延缓谈判的进程，从中国角度看，可以通过参与而使国际规则的构建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倡导建立面向21世纪的平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益的新标准。

2.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

在围绕TPP的斗争外，中国要同时以中美、中欧投资协定（BIT）为机制化纽带，拉住美国、欧洲，稳定和提升中美、中欧经贸关系。截至2016年2月，中美BIT已经进行了24轮谈判，双方继续围绕各自的负面清单展开了深入磋商。下一步，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落实两国领导人去年9月就谈判达成的重要共识，强力推进谈判、加快工作节奏，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高水平投资协定，造福两国业界和人民。中美BIT协定谈判于2008年启动，是两国当前经贸领域最重要的谈判项目。2013年7月，双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模式进行实质性谈判。在2015年6月举行的第十九轮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双方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并正式开启负面清单谈判，标志着谈判进入到新阶段。2013年10月18日，欧盟理事会授权欧盟委员会对中欧BIT进行谈判，目标是在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已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基础上，尽早达成一个更高水平、涵盖投资保护和市场准入的协定。这也是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代表成员国对外开展的第一个投资协定谈判。迄今已进行9轮。下一步，中欧双方将加速推进文本谈判，力争尽快就协定主要问题和核心条款达成一致，为此后的负面清单谈判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秉持积极、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与欧方一道，推动尽快达成一个平衡、双赢的结果。

这两项谈判是中国直接参与全球经济新规则构建的重要一环。中美投资协定按美国2012年BIT模板为基础进行谈判。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美国2012年BIT模板与TPP均属于同一层级开放程度的规则体系，在具体的新规则中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如对国有企业的规定、对环境劳工、金融服务等条款，即使中国目前无法加入TPP谈判，也可以通过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而平行地与美国进行新规则谈判。中欧BIT是中国与欧盟进行新规则对接的平台。中美BIT与中欧BIT是中国与世界两大经济体进行贸易投资合作的基石，是未来双边FTA以及在亚太区域自由贸易区等框架下合作的基础。

3.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KS）发展

金砖国家的概念是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提出的，当时指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发展势头很好的新兴市场国家。2009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首次会晤，商讨了金砖国家的协调发展与合作，发表了《联合声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式确立。2010年，金砖四国一致商定，吸收南非加入该合作机制，金砖四国（BRIC）扩容为金砖五国（BRICS）。2009年至今，金砖国家先后联合召开了6次峰会，签署联合宣言，制定金砖国家间贸易发展的政策与具体措施，推动务实合作，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内容更为丰富，金砖国家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共同发声、贡献力量，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力量和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4.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构建，努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RCEP框架构想在2011年第19届东盟峰会上提出，计划以5个“东盟+1”（中、日、韩、印、澳新）自贸区为基础，建设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自由贸易区。该倡议得到东亚各国支持，被认为是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新里程。RCEP提出后，中国做出了积极反应并给予了明确支持。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会同上述其他15国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联合声明》，正式启动这一覆盖16个国家的自贸区建设进程。这标志着东亚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充分展现了东亚各国加速整合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坚定决心。在2013年东亚峰会上，中国领导人积极表态支持加快推进RCEP谈判进程。RCEP谈判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目前已举行11轮谈判和4次经贸部长会议，目标是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三分之一，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自贸区谈判。RCEP谈判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大领域，除市场准入外，还包括各类规则谈判。在2015年11月21日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已提出倡议，强调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也是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中方愿与各方共同努力，力争2016年结束RCEP谈判，努力建成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贸区。中国希望在RCEP内部充分发挥地区大国的作用，使其成为亚太地区内一体化的重要实现路径。

5.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

亚太自贸区的构想最早是在2004年由加拿大在APEC会议上提及的，2006年美国在河内APEC会议上正式提出，同年APEC将亚太自贸区列入长期目标。2010年，在日本举行的APEC会议上，领导人专门为这个议题发表了声明，同意把地区推进的几项自贸区谈判如“10+3”、TPP等作为实现亚太自贸区的可能路径。2010年以后，亚太自贸区议题虽然每年都会被提及，可是却由于种种原因而一直搁浅，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2014年，作为APEC会议的东道主，中国于年初提出了开展亚太自贸区可行性研究、启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进程的建议。在中国的积极努力下，北京APEC会议创新性地启动了可行性路线图和可行性研究，使APEC获得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2014年11月11日，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记者会上宣布，亚太自贸区路线图通过，亚太自贸区进程启动。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被视作APEC远景目标之一的亚太自贸区在2014年APEC会议上，终于从“空中楼阁”开始走上了变为现实的道路。积极致力于亚太自贸区建设，不但使我国成为区域合作主导者，还能成为国际新秩序构建的引领者，这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贸易总额、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大国理应承担的历史责任。

6.加快以我国为主导的自贸区建设

习近平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我们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发挥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好帮助我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增添新活力、拓展新空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加快实施自贸区的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把自贸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大更是提出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其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

中国目前已经建成的自贸区有14个，涉及22个国家和地区，可分为四个类别。第一类是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第二类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双边自贸区，主要包括6个国家，分别是新西兰、新加坡、冰岛、瑞士、澳大利亚和韩国；第三类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双边自贸区，包含了4个国家，有巴基斯坦、智利、秘鲁和哥斯达黎加；第四类是中国内部的自贸区，主要有3个，分别是内地与香港和澳门建立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大陆与台湾建立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以及在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设立的境内自贸区。正在谈判中的自贸区有7个，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多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7个，包括中国—海合会（GCC）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日韩自贸区（CJK），以及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另有双边自贸区谈判3个，包括挪威、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正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的双边自贸区有4个，分别涉及印度、哥伦比亚、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四国。同时倡议和发起的自贸区多个，包括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亚太自贸区（TPP）构想以及多次中欧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中欧自贸区倡议等。(www.daowen.com)

中国的自贸区建设格局是以周边发展中经济体为主要合作对象，但已经并正在积极拓展与发达国家的自贸区谈判；以双边自贸区为主但已经积极发起“巨型”自贸区的倡议和谈判，包括RCEP、中日韩自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以及亚太自贸区（FTAAP）等；以关税减让为主要内容但正在主动建设涵盖非关税、规则的高水平和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7.加入SDR，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

SDR即特别提款权，又称“纸黄金”，是IMF于1969年创设的一种补充性国际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本身并非一种真正货币，也不是对IMF的债权，其本质是应对国际市场流动性短缺的一个风险共担机制，用于成员国弥补国际收支的逆差。会员国在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其他会员国换取外汇，以偿付国际收支逆差或偿还基金组织的贷款，还可与黄金、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充当国际储备。SDR的本质是一种超主权货币，但正因其超主权性，所以不太可能在各主权国家内流通，只能在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贸易中使用。同时，由于SDR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而发达国家货币特别是美元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世界货币的职能，大规模发展SDR不利于美元，因此SDR自从创立以来，发展相对滞后，IMF每五年对SDR货币篮子的组成和货币权重进行一次评估。IMF对于SDR货币的审核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货币发行国的货物和服务出口量位居世界前列，二是该货币可自由使用。早在2010年，IMF就曾对人民币进行过评估，当时中国已符合第一个标准，但未达到第二个标准，因此人民币未能入篮。

经过不懈的努力，2015年11月30日，IMF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自2016年10月1日起，SDR的价值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这五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从而取代目前的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四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这是IMF首次将一个新兴国家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是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第一个真正新增的篮子货币，也将是第一个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SDR货币，更是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历史意义堪比加入WTO。

长期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和世界而言，意味着双赢，是一项重大利好。从国际方面来说，人民币加入SDR，一方面，有助于提高SDR篮子货币所代表的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比重，从而增强SDR的代表性；另一方面，将有助于降低SDR汇率的波动性，从而提高其作为储备资产的吸引力，减少储备货币波动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增加储备货币体系的稳定性。SDR代表性和稳定性的提高将有利于推动IMF改革，新兴市场国家的储备占全球储备近70%，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进入SDR篮子，将改变由美欧垄断的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格局，有利于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此外，也有助于SDR成为超主权储备货币，稳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朝着公平、公正、有序的方向发展。

从国内方面来说，首先，人民币加入SDR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相当于IMF为人民币跻身全球主要货币进行了背书，极大地提升了人民币国际市场地位，有利于提升人民币在贸易结算、商品计价领域的使用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活动中交易货币占比和融资货币占比，增强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市场认可度，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脚步。另外，人民币加入SDR将会倒逼国内金融改革和开放，加速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随着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国际贸易和各国政府对于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将呈现持续扩大的态势，从而相应地要求中国金融市场应当有更高的开放和市场化程度。加入SDR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改革中的一个宝贵契机，以需求倒逼中国国内金融改革发展进程，做大市场规模、提高市场化程度，比如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汇率制度的调整以及资本账户的开放等，并提升金融体系的监管效率，从而为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铺平道路。

但是短期之内，上述利好并不能显现出来，相反人民币加入SDR后，在短期内汇率的波动性将会增加，热钱也会流出，从而严重伤害国内经济。因而，对中国来说，加入SDR是一把“双刃剑”，但总的来说人民币加入SDR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的。人民币纳入SDR以后，中国与世界经济将进一步深度融合。中国要体现更多的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注释】

[1]参见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2]俞可平：《全球治理的趋势及我国的战略选择》，《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0期。

[3]徐明棋：《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机制2020展望〉研讨会综述》，《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4期。

[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3页。

[5]参见钮维敢、王学凯：《TTIP谈判进程、趋势及中国因素》，《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