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化要求进一步提高“引进来”的质量。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富裕程度水涨船高，资金短缺问题不再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2015年全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不含银行、证券、保险）7 351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 1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7%。全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7 814亿元（折1 263亿美元），增长6.4%。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资本输入国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中国的双向投资接近平衡。大量的资金积极地“走出去”，不仅表明了中国的资金短缺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意味着国内市场的平均利润率相对水平在发生变化，所以，大量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寻求更加有利可图的盈利场所和投资机会。

表3.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考虑到国内资本的不断丰裕和中国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多使得中国的资金短缺问题不复存在，以及中国环境资源约束性的逐步增强，传统的重引进资金、项目，轻引进技术；重引进，轻消化、吸收与再创新的引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重新审视和确立“引进来”的目标，并据此修订引进来的各项制度安排，以有效地提高“引进来”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所以，现阶段利用外资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吸收国际投资承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通过“引进来”弥补国内的“技术短板”，从而提高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那么影响“引进来”质量的因素到底有哪些呢？

第一，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引资国的角度来看，在引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引资国自身发展经济的资金很短缺，对外资的需要强度大，引资国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利用外资的数量上，不加选择地引进外资，而对利用外资质量关注较少。即使关注质量，也主要是关注利用外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质量，只要引进外资提升了引资国GDP增长率，引资国就会认为利用外资质量是高的。至于利用外资是否促进了引资国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是否增加了引资国就业，是否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还不会引起引资国的高度重视。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引进外资引进的技术有许多是投资国淘汰不用的技术，在外资的投放方向上，许多外资被投在环境污染严重的领域。随着引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引资国对外资的需要强度逐渐下降，开始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利用外资的目的除了追求利用外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开始越来越多地追求利用外资的技术管理效应、社会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为了获得这些效应，引资国会加强对引进外资的考察，引导外资的投放方向，加强对利用外资的管理。

第二，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有高低之分，一是开放领域有宽窄之分，有些国家只是在少部分领域对外开放，有些国家在许多领域对外开放甚至全方位开放；二是开放的国别方向有多少之分，有些国家只是对部分国家开放，有些国家对所有国家开放；三是开放的约束条件有软硬之分，有些国家对外开放的约束条件很硬，有些国家对外开放的约束条件很软。引资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对利用外资质量有很大影响。如果引资国对外开放程度低，在引进外资的领域、国别等都很少，引进外资的约束很强，则外资不能自由进出，对外资的选择余地就很小，利用外资质量就会相对较低。相反，如果引资国对外开放程度高，引进外资的领域、国别等都很多，引进外资的约束很弱，则外资就能自由进出，对外资的选择余地就很大，利用外资质量就会相对较高。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利用外资质量不可能很高，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对外开放程度发生了质的飞跃，利用外资质量也不断提高。

第三，东道国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影响利用外资质量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很低，科技创新能力很差，就会将一些科技含量低、技术水平差的外资引进来，如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引进的许多外资兴办的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都是发达国家已经淘汰了的30年代到40年代的水平，这样的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是很低的，而环境污染水平往往是很高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水平很高，科技创新能力很强，就只会将科技含量和技术水平更高的外资引进来，这样的利用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很高，而环境污染水平往往很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是不断提高的，因而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也应该是不断提高的。

第四，外资本身的质量影响到“引进来”的质量。外资本身也有质量高低之分，外资质量高低也是影响利用外资质量的重要因素。质量高的外资往往伴随着高水平的科技、先进的工艺，很低的排污水平，甚至能进行清洁生产，这样的外资往往能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很高的正社会效应和正的生态环境效应，使利用外资质量处在较高水平。质量低的外资往往伴随着低水平的科技、落后的工艺，很高的排污水平，这样的外资往往只能带来很低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很高的负社会效应和负的生态环境效应，使利用外资质量处在较低水平。

首先，不同来源地的外资企业，具有不同的企业文化、价值观和技术水平，因而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会有所差别。一般地说，港台FDI有助于提升我国大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却不利于技术吸收，而欧美FDI则表现相反，外资技术含量过高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削弱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形式相比，外商独资企业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技术溢出。

虽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占到全球跨国投资的80%以上，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欧美投资的稳定发展势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亚洲地区，自1997年开始，中国利用亚洲各国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先下降后上升，2014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高达82.5%，来自欧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5.6%，来自北美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2.7%（参见表3.6）。在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中，来自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以色列、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外资占比非常低，1997—2005年期间，来自上述国家的对华直接投资占比还维持着1/3的比重，但之后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14年该比例为11.87%。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上述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是处于下降的态势，来自日本的外商直接投资还保持着平稳下降，而来自美、德、英、法等国的投资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参见表3.5）。

表3.5　中国利用外资的国别分布

续　表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大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来自中国港澳台地区的资金占了很大的比重，从2009年开始，港澳台资金占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此后一直保持着上升的势头，2014年高达70.2%（参见表3.7）。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港澳台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调查研究发现，相对而言，港澳台投资企业多为技术含量低及寻求快速回报的中小型公司，因此港澳台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大陆的技术外溢效应不同，如美、德、日等国的投资，这些国家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企业规模大，劳动生产效率高，技术溢出效应更高。

在我国一般性的资金缺口问题和外汇短缺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更看重外资搭载的各种竞争能力，而真正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的知识产权、高技术、高增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西方发达国家，目前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构成（华人资本和周边资本）显然不容乐观。

表3.6　中国利用外资的来源情况　（单位：万美元；占比：%）(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表3.7　中国大陆实际利用港、澳、台地区的投资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其中，澳门统计数据从2007年开始。

其次，“引进来”的地区分布影响到“引进来”的质量。东道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引进来”的质量的外部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一般当地的市场规模就越大，这就会吸引以本地市场为主要目标市场的跨国公司的进入，与出口导向型的跨国公司相比，进口替代型的跨国公司会更加关注本地市场的需求，进行技术本地化改造的意愿更强，从而与上下游企业发生的联系更频繁，通过示范效应和关联效应两种渠道产生的溢出效应会更强。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通常也具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所需要的配套服务，这会受到更高质量的FDI的青睐，这些地区也会主动引进那些有先进技术的FDI，高质量的FDI将产生更强的示范效应。

从区域流向看，沿海地区吸收了中国利用外资绝大部分。中国利用外资采取的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最初的政策优惠重心也是在沿海地区，目前，在长江三角洲，外商已进入现代通信、计算机及软件、微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在珠江三角洲，深圳市利用配套能力的优势加工贸易迅速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升级，在对外合资合作过程中一大批本地企业迅速增强了资金实力、技术开发能力，实现了企业制度和管理的全面创新，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领头羊。但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所调整，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再次，“引进来”的行业分布影响到“引进来”的质量。从外国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外商在华投资主要在旅游宾馆和中低档加工贸易型制造业。此后，工业领域的投资项目不断增加，在外商实际投资额中占主要份额，中国吸收外资一直主要投向见效快、资本产出效率高的第二产业中的下游产业，以加工工业和生活消费品行业为主。分行业来看，投资于制造业的外资比例虽然不断下降，但仍然占最大的份额，2015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2 452.3亿元人民币（折395.4亿美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1.4%。

表3.8　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计算得出。

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2015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4 770.5亿元人民币（折771.8亿美元），同比增长17.3%，占利用外资总量的61.1%。其中，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不断上升，2013年占比超过40%，2014年进一步提高到48.7%，相比于传统服务业的占比情况，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增长势头明显。但现代服务业中不同具体行业利用外资的情况苦乐不均，90年代以来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外资增加较快，个别年份，如2014年占到外商实际投资额29%，房地产利用外资占了现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大半壁江山，而现代服务业中的金融业、信息传输和计算机软件业、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及居民社区服务业等利用外资占比总体上来看都还比较低，推动这些行业扩大开放，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这些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