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公经济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成长壮大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增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实现富民强国的基本途径。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符合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在我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不是处于消亡状态中的旧的所有制形式，而是发展迅速的、有着重要作用的所有制形式，也不仅是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而且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和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推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过几十年探索寻找到的适应我国实际的经济发展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发展和壮大是市场经济完善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非公有制经济受公有制经济的引导和调节，能够有效克服其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和不利影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两种所有制形式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中公有制经济应充分发挥其主体地位，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引领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服务于全社会和全体人民，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非公有制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天然基因，其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和市场经济具有天然的适应性，是经济发展中最具创造力、创新力、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成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好的地区，那里的经济社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就必须充分调动和激发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活力与创新力，让非公有制经济成为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从无到有，非公有制企业的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竞争力也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遍布城乡、涵盖各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承担推进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任。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实力进一步壮大，非公企业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在推进转型发展、全面发展方面贡献更多力量、提供更多支撑。

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实现富民强国的基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与发展，就与扩大就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财政收入息息相关，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也是税收来源、财政收入的重要渠道。目前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已占市场主体的90%，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就业贡献率超过80%，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超过65%，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率超过67%。随着非公经济的发展壮大，民营资本必将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尽管从2005年的“非公36条”，到2010年的新“非公36条”，到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以及《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由于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仍然没有消除，民间资本的市场行为还是遭遇了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阻碍。

所谓“玻璃门”喻指那些阻碍非公资本进入相关行业和领域的“看得见但一进就碰壁”的不合理进入门槛。所谓“弹簧门”喻指某些非公资本刚刚涉足某一行业领域又被一些“硬性政策”弹出的现象。所谓“旋转门”，喻指表面上看对各种体制的企业一视同仁，可项目招标条件里设定了某些条款，又把民间投资推了出来挡在门外。

打破民营资本投资“三重门”，就是要打破阻碍民营资本自由流动的藩篱，这有利于推动资本的流动，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产出效率，刺激民资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

打破民营资本投资“三重门”关键在于简政放权。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政府审批流程信息化、规范化、模块化，提高市场准入效率，努力破解“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由于我国的改革路径是渐进式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和保护一般是政策先行，之后修订相关法律，宪法的规定也必须通过其他部门法律和行政法规来加以细化和执行。“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的出现，与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具体配套措施的滞后有关。所以，当前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一系列政策规定通过立法实践尽快地体现到法律法规中、体现到体制机制中、体现到具体细则中。

【注释】

[1]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日］伊藤诚：《幻想破灭的资本主义》，孙仲涛、宋颖、韩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www.daowen.com)

[3]吴忠：《市场经济与现代伦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4]［英］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32页。

[5]［美］约瑟夫·C·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何畏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3、147页。

[6]［美］科林·里德：《金融危机经济学：如何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曹占涛等译，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7]陈波：《论创新驱动的内涵特征与实现条件——以“中国梦”的实现为视角》，《复旦学报》2014年第4期。

[8]参阅［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姚开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1—534页。

[9]［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页。

[10]曹正汉、史晋川：《中国地方政府应对市场化改革的策略：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理论假说与案例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11]钱颖一：《避免坏的市场经济　走向好的市场经济》，《经济观察报》2004年12月12日。

[1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4、46页。

[13]《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上海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4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3、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