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期间，中国“新常态”与世界“新平庸”等国际国内环境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首先，全球进入“新平庸增长期”。从国际形势来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难以改变，全球进入“新平庸增长期”。在2014年IMF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表示，世界经济正面临拐点：要么一直维持低增长现状进入“新平庸”时代；要么制定大刀阔斧的改革政策，加快增长获得“新势头”，各国需要通过大胆的政策来避免全球经济增长陷入“新的平庸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月19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各经济体复苏力度不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下行风险显著。全球经济进入“新平庸”——经济长期低速发展——正日益成为现实。

全球经济总体低速发展，增长态势减弱，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各国对市场的争夺愈加激烈，引资竞争加剧，投资风险凸显，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近9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是一个产品从研制、生产到销售的过程：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标准零部件生产—加工组装—销售—售后服务。产业全球价值链附加值变换的过程被称作微笑曲线，其中，研发附加值是最高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世界各国的竞争优势；克服了发达国家本土生产经营的劣势，保持跨国公司引领权，因而这是最符合跨国公司利益的生产方式。

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替代部分跨境贸易和投资，全球贸易增速已连续4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再工业化、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直接导致我国出口增速放缓。

国际经济秩序也进入新一轮重构和深度调整期，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美国通过主导TPP、TTIP进程重塑经贸规则，挤压中国的贸易机会和增长空间，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将越来越多地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新“规则”的围追堵截，继续从全球化中获取增长红利的机会可能减少，未来的外部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以“金砖国家”和东南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的竞争者和推进全球变革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我国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导致我国出口竞争加剧。(www.daowen.com)

其次，中国进入“新常态增长期”。从国内发展情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引起世界关注，中国过去30多年的年均增长约10%，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超过了现代史上的所有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开放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们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增长期”。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

“新常态增长期”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节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节点、经济发展结构调整节点和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节点^[1]。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中国经济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并在很长时期内都将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低端产业产能过剩要集中消化，中高端产业要加快发展，过去生产什么都赚钱、生产多少都能卖出去的情况不存在了；经济发展动力转换节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经济增长需要更多驱动力创新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巨大的成本优势——廉价要素。以廉价劳动力为核心的低成本优势是中国30多年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利器，但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正在式微。牛津经济研究院2016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2003年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四成左右，但2012年时就已经接近美国的成本，与中国相比，日本、墨西哥、印度的劳动力成本都要更低，其中印度劳动力成本仅为中国的三成多，日本也仅为中国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高于这些国家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内将进一步扩大。除了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外，还有原材料成本、人民币升值、资源价格成本、土地成本、环保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的增长，中国已进入了要素综合成本全面持续攀升的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中国制造的成本比较优势不复存在，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模式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同时，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却没有充分地显现，我国开放发展中“短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尽管我国人力资本、资金供给、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产业集聚等方面的能力在持续增强，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和强化，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基础越来越坚实，但核心问题是我们的产业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从中获取的附加值相对有限，开放发展对于中国的福利效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中国内部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这种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新格局：要么升级换代进入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要么被后进国家挤出产业链。

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但同时，我们也要准确把握国内外环境新变化，充分认识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的重要性。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发展的积极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