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国际形势的实际状况，以及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着开放发展的实践，全面提高开放发展的水平，不同时期开放发展的具体举措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符合了当时发展的需要，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中国开放发展的历史实践也告诉我们，只有坚持与时俱进，中国的开放发展事业才会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的经济水平才能不断提高，中国才会更好地屹立于世界之林，中国人民才会生活得更加美好。

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形势非常不乐观，1950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宣告管制我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加剧对我国的敌视破坏活动，禁止在美国注册的任何船只开往中国；1951年美国等利用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的贸易禁运法案，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1952年，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增设作为执行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把400多项物资列入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的目录；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违反了中国贸易禁运的美援国家将被美国取消援助。

鉴于这样一个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尽力迅速恢复战争创伤、重建国家的同时，一边抵抗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向中国施加的种种压力，一边在独立自主前提下实行“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政策，同以苏联为主的东欧国家签订了多种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及其他各种专项协定和议定书等，争取到他们的支持援助，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就中苏双方的重要政治和经济问题举行了会谈，在这次的双边会谈中，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互助条约。如《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中苏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等。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与苏联经济关系的发展。随后，中国与苏联签订了《创办中苏轮船修理建造股份公司协定》，与捷克签订了《中捷国际海运股份公司的协定》，与波兰签订了《成立中波轮船股份公司协定》。这几项协议的签订对中国打破美国的对中禁运壁垒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1953年5月15日，中国与苏联又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该协定规定，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原子能反应堆、汽车制造等156个项目。这些条约和协议大大增进了中国和苏联等东欧国家的交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138]。

“一边倒”的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的政策，在当时恶劣的国际环境之下对新中国经济恢复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给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带来了恶劣的影响。为了不再受限于苏联，中国共产党将发展交往的对象放到第三世界国家上，试图打开新的外交局面，中国对外交往的重点由争取他国援助转向了对外援助。从1956年到1962年间，除了给予柬埔寨经济援助外，中国还与尼泊尔、锡兰、缅甸、印尼等国家订立了经济援助协定。1963年12月底至1964年1月，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1月16日，在访问加纳共和国时，借助答加纳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周恩来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中国将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外提供援助，不把这种援助看作是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并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1964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援助更是大幅增加，这些有利于冲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也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注重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1954年8月，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因此“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139]1955年11月，在同法国议员代表团谈话时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愿意法国走北欧国家的道路，同中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现在可多进行人民之间的来往，多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造成气氛”，“特别是政治活动家要多来往，法国议会派代表团来中国，我们希望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能派代表团到法国去”。周恩来还建议中法之间在文化、科学、贸易方面都可以进行来往，特别是“贸易方面可增进民间的贸易来往，甚至可以签订半官方的贸易协定。来往频繁起来就好”。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只要大家努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就不会太晚”^[140]。

1964年中法建交，中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带动西欧掀起了开展对华贸易的热潮。1962—1968年，中国从英、法、意、联邦德国先后进口了石油、化工、冶金、电子、精密仪器等技术80多项，包括氧气顶吹转炉、冶炼锌密闭鼓风炉、硅半导体材料制造设备、天然气及重油气化制合氨等技术设备、维尼纶及晴纶等合成纤维和高压聚乙烯、聚丙烯等塑料生产技术、重型汽车制造技术等，这些项目对于填补国内空白，提高技术和改造老企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一时期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由1960年的37个增加到1970年的56个，同中国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由1960年的118个增加到1970年的130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拓展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在发展对外贸易、吸收外国资金、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欢迎外国企业到中国兴办合资或独资企业，来对社会主义经济做出补充。1979年，邓小平在一份批示上明确支持兴办的中外合资企业，从此，“三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兴起。1985年8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我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141]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上的最大贡献是建设经济特区。1979年4月，邓小平提出试办经济特区的思想，同年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倡议，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3月，在中央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建立更大的特区——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建议，他强调：“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窗口、管理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142]1992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则对经济特区作了再一次的肯定，他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建设的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143]对于特区的成就，邓小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144]此后，邓小平还考虑要增加对外开放城市，“除现在的特区之外，还可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区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45]。“特区是个窗口”、是“开放的基地”思想的提出，正式确定了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产生了重要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强，国内经济水平高速发展，科技水平飞速提高。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一大背景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从新时代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出发，为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对外开放战略。

江泽民坚持了邓小平继续创办经济特区的思想，指出经济特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办得更好，江泽民指出：“在中国兴办经济特区，打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条新路，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和我们党的勇于创新、高瞻远瞩的革命胆略和政治智慧。经济特区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创办经济特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上，丰富了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146]江泽民说：“我认为有必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地加以重申：中央对发展经济特区的决心不变；中央对经济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经济特区在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变。要把发展经济特区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基本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要搞多久，经济特区就要搞多久。对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就是说，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办下去，还要办得更好；对经济特区实行的基本政策要坚持下去；经济特区不仅要继续发挥‘窗口’作用、‘试验’作用、‘排头兵’作用，而且要发挥得更充分。那种认为在全国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新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削弱甚至可以逐步消失的看法，是不对的。”^[147]不仅如此，江泽民还提出了经济特区不能再靠政策优势来谋取发展，而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靠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经济特区要继续为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提供新经验，并要“通过增创和发挥特区的新优势来发挥特区的新特色”。“今后特区发展所必需的而又有可能实行的一些政策的优势还得有，但保持特区优势的立足点和重点不应再放在这上面了，而主要应通过深化各项改革、调整经济结构、加强全面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完善投资环境、增进经济效益、健全法制法规，使整体经济水平再上一个台阶。”^[148]

江泽民提出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对外开放应是双向的，不仅要有进来，还要有出去，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都是不完全的对外开放。只有将二者相辅相成，才是对资源配置的最大优化，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发展空间。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战略，对于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经营水平、发掘我国产业竞争潜力、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强，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96年7月，江泽民在河北省唐山市考察工作时首次明确提出“走出去”的思想：“要加紧研究国有企业如何有重点有组织地走出去，做好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这篇大文章。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十分广阔，发展潜力很大。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应着眼于未来、着眼于长远，努力加强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包括利用这些国家的市场和资源搞一些合资、合作经营的项目。”^[149]

1997年“走出去”更是作为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而提出。江泽民指出：“在此，我想再讲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视野要放开一些，既要看到欧美市场，也要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比发达国家低，对产品和技术的要求相对也低一些，但市场十分广阔。在努力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必须下大气力研究和部署如何走出去搞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这个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他还指出：“关键是要有领导有步骤地组织和支持一批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走出去，形成开拓国外投资市场的初步规模。这是一个大战略，既是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150]2002年2月在广东讲话中，江泽民分析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可能：“这二十年，我们是以‘引进来’为主，把外国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经验等引进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不先‘引进来’，我们的产品、技术、管理水平就难以提高。你想‘走出去’也出不去。现在情况与二十年前不同了，我们的经济水平已大为提高，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条件更具备了，要求也更迫切了。……这个战略实施好了，对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促进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151]

随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了很大完善，我国的对外开放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围绕“三步走”的宏伟目标，强调要继续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为重点，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引进先进技术、先进管理和海外智力为重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以扩大能源和技术合作为重点，继续实施“走出去”战略，把中国开放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立足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统筹两种资源，推动新一轮更高水平的开放，以开放促发展，在发展中不断开放，推动了中国开放发展的新实践。

首先，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推进“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在更大范围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拓展市场空间，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152]“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53]

其次，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来推动改革开放。中国中央政府先后批准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2014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推进新形势下改革开放提出的一项重大举措。”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主动创新，更好地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降低贸易壁垒，苦练“内功”，提高开放层次，对接更高水平开放，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成为中国以开放和创新促进改革和推动持续发展的新实践。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客观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善于通过自由贸易区建设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154]

再次，习近平倡导中国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更好地维护共同利益，更好地推进中国的开放发展。习近平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强调：“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一直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我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国家可以使全球治理结构向自己倾斜，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全球治理结构如何完善，应该由各国共同来决定。联合国马上就要举行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一道，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结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55]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目的在于更好地维护好共同利益，“中国是国际发展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也是建设性的贡献者。倡议成立亚投行，就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体系、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建设性举动，有利于促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156]“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着力点之一就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互利合作格局，承担国际责任义务，扩大同各国利益汇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57]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理念，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创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全球话语权，努力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以更加自信、更加主动的心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全球治理议程上，中国正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定者转变，从被动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从外围协商者向核心决策者转变。

中国共产党人在开放发展实践上的不断创新，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我们也需要结合世界的情况和国内的情况，继续不断创新开放发展的新制度、新形式和新方式，进而推动中国的开放发展。

【注释】

[1]［英］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6]同上书，第169页。

[7]同上书，第24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9—52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页。

[10]同上书，第40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15]同上书，第16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5—43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4页。

[19]同上书，第168页。

[20]同上书，第166—16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22]同上书，第419页。

[23]《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2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2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

[26]《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7]同上书，第6页。

[28]《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29]《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0页。

[30]《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31]《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32]《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33]《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5页。

[34]《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35]《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118页。

[36]《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8页。

[3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38]《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

[39]《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6—167页。

[40]《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41]《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42]《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43]同上书，第42页。

[44]同上书，第43页。

[45]同上书，第111 页。

[46]《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

[47]《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页。

[48]《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5页。

[4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

[50]《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51]《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页。

[52]《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5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页。

[54]同上书，第331 页。

[5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1页。

[5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57]同上书，第71页。

[58]《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59]《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3页。

[60]《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61]《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62]《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63]同上书，第79页。

[64]同上书，第136页。

[65]《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6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2页。

[67]同上书，第740页。

[6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6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www.daowen.com)

[7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7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7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73]同上书，第372页。

[7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75]邓小平：《会见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人民日报》1985年1月20日。

[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页。

[77]江泽民：《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人民日报》1992年4月8日。

[78]江泽民：《在俄罗斯国际关系学院发表的演讲》，《人民日报》1994年9月4日。

[79]江泽民：《关于经济全球化问题的发言》，《人民日报》2000年9月8日。

[80]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81]江泽民：《阔步前进的中国与世界》，《人民日报》1995年7月14日。

[8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8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7页。

[84]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85]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

[86]《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8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51页。

[88]《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8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

[90]同上书，第64页。

[9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93]江泽民：《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专题研究班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2月26日。

[94]胡锦涛：《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9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7页。

[96]《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9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9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页。

[9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

[10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10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102]《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103]《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谢伟思的六次谈话》，《党史通讯》1983年第20、21期合刊。

[10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99页。

[10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10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1页。

[10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7页。

[108]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109]《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1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5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页。

[1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7页。

[1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11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2页。

[11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2、29页。

[116]习近平：《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讨论时的讲话》，2013年3月4日。

[117]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

[1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 页。

[1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1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12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日。

[122]《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123]上述毛泽东相关讲话分别引自邓力群主编：《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2页、346页、386页和433页。

[1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12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12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12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129]习近平：《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7日。

[1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1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7页。

[1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43页。

[13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135]同上书，第196页。

[136]同上书，第182页。

[13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人民日报》2013年1月30日。

[1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

[13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1页。

[140]《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14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42]同上书，第117页。

[1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144]同上书，第239页。

[145]同上书，第52页。

[1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14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65—866页。

[14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149]《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

[15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151]同上书，第194页。

[152]《弘扬人民友谊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9月8日。

[153]《共同谱写中国印尼关系新篇章　携手开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

[15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155]《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

[156]习近平：《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人民日报》2016年1月17日。

[157]《共同开创中阿关系发展美好未来　推动中阿民族复兴形成更多交汇——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