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发展，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开放发展思想，比如，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认为：“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有利于本国的用途上。……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个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1]这些是马恩经典著作中开放发展思想的重要理论渊源。从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立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们的“世界历史”思想，并蕴含着丰富的开放发展思想。总体上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开放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放发展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开放发展的丰富论述表明，对外开放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各民族普遍交往的必然结果，是大工业和普遍交往的产物，具有其历史必然性。

首先，开放发展是资产阶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的本性所在。在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此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揭露：“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3]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和获取利润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也就是说，现代资产阶级的利益驱动客观上为开放发展提供了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

其次，开放发展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分工深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大分工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世界交往和世界贸易普遍发展起来，引起国际分工、国际交换，形成世界市场，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领域相互依赖，才最终突破了国家、民族的地域局限性和区域的封闭性，使民族历史开始逐步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5]

再次，开放发展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坚守的理论旨趣和追求的革命目标。马克思开放发展思想的最终实践目标在于通过世界性的交往与互动，促进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和扩大世界性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6]。

最后，科技进步也必然推动开放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科学技术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纱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住在东印度。在机器发明以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7]大机器生产“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把一系列的国家投入到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8]

第二，开放发展存在着双重效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开放发展的双重影响。开放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以，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9]。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10]，全球结成了一个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经济体系。“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1]。这一体系创造了比以往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www.daowen.com)

但我们还必须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世界市场体系同时也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一经济体系是“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体系^[12]。恩格斯曾形象地描绘说：“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绕着它运转”^[13]。这一体系在形成和扩张的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掠夺性和侵略性，既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对其他落后民族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促使落后封闭民族被迫“对外开放”，从而将其变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给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因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开放发展，始终是服从于和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所以“资产阶级……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4]。

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世界市场扩大了人的异化的范围、加重了异化的程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异化是指人的物质活动、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反对甚至支配、统治人本身，因而出现了人原来具有的正常的人性和人的本质被压抑、扭曲，甚至被否定的情况。人的异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不是永远存在的，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和世界市场力量对个人的支配是人异化产生的根源。在私有制情形下，由于社会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自发，主体的劳动对其本身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15]，即存在着异化现象。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扩大了这种异化的范围，加重了异化的程度。“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16]。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也认为，这一过程也是解决人的异化问题，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必由途径。

第三，社会主义必须走开放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探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时曾经指出，东方国家要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同时，它也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进行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17]在这里，马克思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就包含了走开放发展道路。

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指出，在现代社会化大分工的历史条件下，在世界历史成为现实的前提下，“对外开放”自然成为无法抗拒的历史洪流。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时，分析了集中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大工业对推动竞争、促进各民族各国家间互相交往以及形成世界市场上的积极作用，并且认为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8]。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也由于这种“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9]。

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预见到，生产力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历史的前提，更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前提和阶级基础，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必然的而且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是最开放的一种世界体系，它“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前提，就会造成以下两个后果：（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能发展成为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仍然会处于地方性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20]

正因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发生，因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21]。所以，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崛起，只有在相互联合起来即“对外开放”的前提下才能取得较为彻底的胜利。马克思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