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导论外，本书共分为九章，其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开放发展理论，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开放发展的坚持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了丰富的开放发展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列宁的“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的构想，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述。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并用之于指导中国的开放发展，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世界的情况和中国国情，在开放发展的必要性、开放发展的目的性、开放发展的内容、开放发展的基本原则等方面不断传承，在开放发展的实践方面则不断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第二章指出，经过30多年的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础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十三五”期间中国对外开放将进入“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全面合作、全面提升”的新阶段，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是对内、对外同步双向的开放。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我国未来5年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从对外开放来看，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是时代的要求，通过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协作互动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完善对外贸易布局，以创新推动我国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完善双向投资布局，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协调发展。对外开放新重点包括加快推动制造业对外开放、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审慎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目前，对内开放的“瓶颈”在于要素流动上还存在着诸多的限制，所以在对内开放上，我们还需要新布局：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构筑“大中国经济圈”，推动大陆与港澳台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破除社会资本的进入壁垒。

第三章认为，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重要特征，也是更好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类规则的有效途径。中国“引进来”战略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引进来”总量高速增长，但利用外资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和利用外资方式结构等都有待优化。时代变化要求进一步提高“引进来”的质量。影响“引进来”质量的内部因素包括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东道国的经济开放程度、东道国的科技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外资本身的质量也影响“引进来”的质量，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引进来”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方式等也会产生影响。

中国企业“走出去”屡创新高，中国企业“走出去”既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一定阶段和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深层次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在国际竞争中培育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推动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的同时，也需要注重提高“走出去”的效益，这要求我们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建立和完善“走出去”风险防控机制、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健全境外投资综合服务体系、加大金融创新支持企业“走出去”。

第四章阐述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尊重，发展后的中国也需要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同时，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不断加深，旧的体制不断被打破，新的规则需要重新建立。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多变的新形势下，国际经济秩序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而，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我国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答题。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情况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态度也发生着变化，从抵制排斥向积极主动的转变、从谨慎参与向全面参与的转变、从参与者向引领者的转变。中国应该在全球治理中体现大国担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一方面通过积极倡导建立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G20集团等国际经济组织，推动建设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周边区域合作，促进中国国内治理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的良性健康互动，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多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BIT）等，试图重构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这些规则主要从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需要出发，不顾经济发展差异、全面推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诸如服务业的大幅度开放、负面清单制度、严格的环境标准、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标准、对政府干预的限制等。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和经济基础不同，目前并不适用。这些规则对中国有潜在消极影响，为中国发展和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挑战。另一方面，这又为中国带来重要的新机遇。为有效应对挑战、最大化机遇，中国需主动出击，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创立一系列国际经济规则。中国加入TISA谈判，建立关于TPP、TTIP谈判信息交流机制，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KS）发展，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构建，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加快以我国为主导的自贸区建设，加入SDR，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

第五章强调，没有开放发展，就没有中国的崛起和赶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功，就在于通过对外开放有效地整合了全球资源，在全球竞争中不断提升中国的竞争力。中国开放发展中也出现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可能会对中国经济的根本利益，甚至于国家经济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此，我们需要历史地、客观地加以评判。总体上来看，开放发展成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国内的制度变革。对外贸易高速的增长、特别是出口的高速增长给中国带来重要的动态利益，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态利益则主要包括：资本集聚效应、产业集聚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挤入效应”。中国经济自对外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已经引起了重视并在不断加以纠正，还有的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来看，中国开放发展中需要注意：外贸依存度过高、“李嘉图陷阱”问题、“市场攫取效应”、对外技术依存过度、外资依存度过高、外资的税收依存度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力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甚至冲击了国家经济安全。开放发展从根本上是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的，但当开放发展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产生冲突、原有的开放具体政策和措施损害国家的根本经济利益时，开放发展应该服从国家根本经济利益的要求而作出相应调整，但调整不等于排斥开放发展，更不是要退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在开放发展中维护好发展好国家根本经济利益。

第六章比较分析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这两种开放经济战略的优缺点、利弊和选择策略，简单回溯了中国走上出口导向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过程，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借鉴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推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的高速增长奇迹。但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出口导向战略影响中国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攀升、出口导向战略对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出口导向战略导致中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出口导向战略加剧中国经济“二元化”倾向，此外，出口导向战略也存在不可持续性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本章明确指出，适用于一切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贸易发展战略是不存在的，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最基本的出发点是从本国国情出发，决不能盲目地照搬外国的模式，即使是在国外已获得成功的经验，如果不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相适应，也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进口替代开放发展模式是大国经济发展型式的必然要求，进口替代战略更加符合大国经济长期发展的要求，大国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崛起的过程中都或长或短地经过了一个进口替代的时期。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应重新选择进口替代开放发展模式，进口替代之所以成为大国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主要是由下述三点决定的：①进口替代战略符合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型式的要求；②大国具备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基本条件；③进口替代战略是赶超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七章提出，一个国家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主要有两种方式：内生的自主创新与外生的海外引进技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的技术进步战略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技术水平。但是“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值得反思，引进技术不能代替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完全依赖国外是不可持续的，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引进只能导致技术依赖。自主创新是大国崛起的必由之路，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并举，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为有力推动中国自主创新，必须明确创新各个环节，尤其是在创新动力、创新合作、创新扩散、创新人才培养等环节中市场的功能与政府的作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创新创业的更好发展。

第八章详细介绍了我国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一带一路”等开放发展的新举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点任务就是要做制度创新的试验，希望通过先行先试，使试验区形成与国际经贸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成为我国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打好基础，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顺应时代潮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实现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共享，促进中国与世界在发展机遇相互转化中实现合作共赢，是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认为，自贸试验区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从更好地推动开放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还存在这一值得改进的方面：自贸试验区需要两个“顶层设计”，一个是法律层面的调整——法理设计，另一个是管理层面的改革——流程设计，两者并举，提升自贸试验区功能；其次，要解决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与配套制度的协同衔接问题；以及“负面清单”调整突破问题。“一带一路”战略有利于重塑国内区域发展格局，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能够促进我国的全方位开放，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改善我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促进我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但“一带一路”促动国内区域开放合作方面尚有不足，区域内部的开放程度不高，各行政区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等，亟待通过体制机制的突破来推动区域开放发展，破题在于解决“地方利益”问题，在对外开放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带一路”定位需要更加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心存疑虑、世界第三方国家插手影响“一带一路”发展等问题。(www.daowen.com)

第九章强调要通过制度创新，形成对内对外开放新体制，再次释放“制度红利”，推进更高水平的开放发展。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制度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和决定性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适宜制度的基础上的。制度影响着开放的程度和进度，当前，形成对内开放发展新体制的工作重点是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放管服”改革要协调好三大关系：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中心问题是处理好“放与管”的问题，努力打造高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良性格局；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心问题是处理好“放与转”的问题，形成良性的政府+社会+市场的“三元治理结构”；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其中心的问题是“放与合”的问题，具体来说又包含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过程中的合作问题，其二是不同部门之间在放权过程中的合作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首先要求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其次，要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的体制机制；再次，形成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规则；最后，有序稳步推进金融开放。

【注释】

[1]［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2]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侨界举行的欢迎招待会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5日。

[3]《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日报》2016年1月19日。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7日。

[5]习近平：《共同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2013年9月5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人民日报》2013年9月6日。

[6]IMF，1997，World Economic Outlook，pp7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weomay/weocon.htm.

[7]习近平：《中国继续加强对外开放　让中国发展更好地惠及世界》，《环球时报》201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