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里，党中央集体也形成了丰富的开放发展思想，并外化为具体的政策指导中国的开放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在首先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合作关系的同时，对西方世界则灵活而巧妙地把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官方与民间，加以区别对待，多渠道、多层次地发展和扩大对外往来。这样，使新中国赢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合作关系，有力地打击了美国政府的对华封锁政策。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敌视和封锁政策的影响，在对外开放的格局上，带有“一边倒”的倾向，把对外开放的重点主要放在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后来受到“左”倾错误等的影响，对外开放思想没有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这一时期的中国开放发展，我们可称之为“开放发展1.0”。

1978年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尝试启动了新一轮的、比以往更为大胆的对外开放。1982年12月，对外开放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确定下来，中国自此走进了“开放发展2.0”时期。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推动和深化改革开放，从20世纪80年代深圳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开放倒逼改革的层级逐步跃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对接WTO规则带动了不少实际性的改革举措。就这样，30多年来我们按照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开放战略，开放空间从经济特区到沿海港口城市再到沿江、沿边及内陆省会城市；开放范围从贸易领域到投资领域；开放内容从商品市场到要素市场；开放维度从经济活动到社会服务，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开放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当然，30多年的开放发展中也出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总体上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开放型经济结构有待改善；在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着服务贸易占比相对比较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高、新兴市场开拓力度不足等问题；在利用外资方面，存在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利用方式结构方面的问题，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外商投资比重仍较低等问题；在开放的区域结构上，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差距，而且区域内部的开放程度不高，各行政区之间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等；在利用外资方式上，外商独资占比很高，不利于技术溢出等。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原则和规律的集中体现，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我国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五大发展理念中最为耳熟能详的当数“开放发展”，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深入人心的重要理念之一。但是，新时期的“开放发展”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新内容，意味着我国的“开放发展”将从此走入“开放发展3.0”时代。

“开放发展3.0”是对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亚当·斯密将人类社会进步归结为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国家要发展，非分工不可。他以微小的扣针制造业作为案例阐述了其分工思想：“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1]

斯密提出，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他的理论基础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生产的某些特定产品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去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有利，这就是“绝对利益论”。李嘉图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利益论”，该理论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自此之后，解释国际分工、开放发展的理论层出不穷，从古典国际分工理论经历现代国际分工理论到当代国际分工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有着丰富的国际分工理论，其基本内容包括：国际分工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国际分工的深化又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进一步加强，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的相互需要和互相依赖达到空前的规模；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国际分工深化、细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的客观基础，而国际分工的深化、细化，国际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国际分工理论上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显然，不同理论在国际分工、开放发展上是有着共识的。亦即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生产社会化、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开放发展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习近平多次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2]“实践告诉我们，要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对外开放，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要不断探索实践，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3]“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新变化、深刻把握国内改革发展新要求，以更加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4]

“开放发展3.0”是对世界经济发展经验的科学总结。习近平同志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我们必须顺应时代潮流，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5]，一语道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扩大开放是世界各国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开放发展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应对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重大举措。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当代全球化的环境下，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前提，闭关锁国一定导致落后，这已为各国发展实践所证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中顺应全球一体化潮流、追求有纪律约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很有希望踏上与发达国家趋同之路。相反，没有顺应这种潮流的国家将面临在世界贸易份额中日趋减少、私人资本流入日益枯竭并且相对被甩到后面的困境。”^[6]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同样离不开中国。“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联系和互动前所未有。以国际视野审时度势、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成为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国必然的选择。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是从全球经济联系中谋划发展，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体现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开放发展3.0”是对世情国情的科学洞察。从国际形势来看，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难以改变，全球进入“新平庸增长期”。发达经济体低迷不振，债务负担日显沉重，新兴经济体亦多数陷身滞胀泥潭。诸多不确定性在前，机遇与挑战并存，无论对于新兴还是发达经济体而言，寻求转型动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当务之急。增长态势减弱，发展动力明显不足，各国对市场的争夺愈加激烈，引资竞争加剧，投资风险凸显，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强化贸易保护主义，除反倾销、反补贴等传统手段之外，在市场准入环节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劳工标准、绿色壁垒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苛刻，由征收出口税、设置出口配额等出口管制手段引发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我国近9年来连续成为世界上受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国际经济秩序也进入新一轮重构和深度调整期，国际规则体系面临深刻变革，美国通过主导TPP、TTIP进程试图重塑经贸规则，挤压中国的贸易机会和增长空间。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愿通过协商妥善解决同有关国家的经贸分歧，“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7]现在“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怎么使我们的开放水平更高的问题”。他强调，必须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进入“新常态增长期”。伴随着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已进入了要素综合成本全面持续攀升的新阶段，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中国制造将不再拥有成本比较优势，我国的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模式面临新挑战，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的同时，中国新的比较优势却没有充分地显现，我国开放发展中“短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明显。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中国内部成本比较优势的减弱，共同决定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中国将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这种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意味着中国开放发展面临的新格局：要么升级换代进入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和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要么被后进国家挤出产业链。转变增长模式，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不断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培育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发展的能级。

“开放发展3.0”时代在八个方面有着创新：

1.开放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外开放方面，我国形成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区域梯次开放的格局，但这一格局总体上存在着“东快西慢”“海强陆弱”的不足，地区之间产业合理分工、产业梯度转移的良性经济结构未能出现，由此带来了地区间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并非世界贸易强国，“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优势并不明显，在国际竞争加剧、海外市场波动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不利地位凸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利用外资第一大国，但利用外资的能力并不强、利用外资的效率并不高、利用外资的收益并不多；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很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凡此种种，意味着我们应统筹兼顾，协调推进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和对外投资布局，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切实提升开放发展的效能。在对内开放方面，以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全面拆围，破除社会资本的进入壁垒，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全方位升级开放型经济。(www.daowen.com)

2.开放发展的新高度

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引进来”破解了中国的“资金缺口”，必须肯定其拉动增长、增加就业、贡献税收、推动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随着中国实际情况的变化，“引进来”的负面冲击逐渐引起重视。现阶段“引进来”不再是简单的引进资金，更重要的是要吸收国际投资承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要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尤其是具有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的新兴产业。在“走出去”方面，我国对外开放已进入由贸易大国迈向投资大国、产品输出迈向产业输出的新阶段，出现了市场、能源资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需承载国家战略、肩负国家使命，另一方面，也需要注重“走出去”的经济效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提高“走出去”的效率和效益。

3.开放发展的新思维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愈来愈为人们所认同，它既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题、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也是一国开放发展战略的重要向度与内容。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应当体现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指导原则与任务，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必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走好开放发展之路。

4.开放发展的新导向

面对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格局的深刻变化，坚持开放发展是顺应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提质增效的迫切需要，也是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要求。但开放并不必然意味着就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开放发展的原则、战略和具体方案对开放发展的效应产生深刻影响。只有认真研究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之原则，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设立“互利合作”的开放方案，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致力于实现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共享，才能形成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促进中国与世界在发展机遇相互转化中实现合作共赢。

5.开放发展的新战略

中国抓住20世纪80年代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调整的契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有效地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一味地简单遵照比较优势原理而形成国内的产业结构，并借此参与全球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体系，也给中国造成了一些负面的冲击和影响。自2009年伊始，中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发展中融入的是“被俘获”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研发和营销两端的积弱，形成了中国制造业以价格竞争为主的低端生产能力过剩格局。中国以“世界工厂”和“世界加工车间”而著称，戴着全球第一制造大国的桂冠，却面临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的尴尬，面临获利甚微之窘境，面临陷入“李嘉图陷阱”之危，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之忧，反思和修定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刻不容缓。

6.开放发展的新理念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府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希望通过让渡一些国内市场来吸引外资，以补资本之缺、技术之短。经过30多年的开放发展，我国企业获得了多少技术？“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到底“利大于弊”抑或“弊大于利”？争议颇大。客观地评价“市场换技术”的历史功绩，它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成功的，但在“开放”之外，“换来的技术”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市场失去之虑引发关注，但“技术依赖”之痛更当反思。技术进步的有限导致对外技术依赖程度过大，“中国制造”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获利甚微，在全球分工体系重大调整的大背景下，中国面临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挤压，以及来自东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成本优势的挤压，形势不容乐观。如何才能突围而出？唯有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主创新才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夯实基础，才能保证“中国梦”的实现。

7.开放发展的新举措

设立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是中央从全局战略高度谋划的改革开放大棋局中，既谋子又谋势的一招“先手棋”，也是在新的历史阶段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压力测试平台，其核心目标是制度创新，努力探索形成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规则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为全面深化改革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把握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之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是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开放发展的重大谋划和重大战略举措。这一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把中国与众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既扩大了中国的发展空间，也为众多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重要平台。同时，这新格局将在进一步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水平的基础上，将加快内陆开放、向西开放的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边缘转为前沿，有利于推动国内地区间一体化协调发展。

8.开放发展的新保证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深刻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受阻，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美欧等发达国家转而推进由其主导的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信息技术协定（ITA）扩围等谈判，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力图重构国际规则，将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中立等新议题纳入谈判，对成员国的约束从“边境措施”转向“边境后措施”，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门槛大大提高，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利形势愈加严峻。对此，我国既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又要深刻认识到，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新规则代表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新内容、新要求和新发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开放发展的方向，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一致的。目前，国内体制机制中尚存在着一些不符合未来发展要求的内容，应以国家利益、国家经济安全为底限，以更加积极和自信的姿态主动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加快形成同国际经贸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打造和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