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合并既已势在必行，接下来就是制定筹委名单，工商联筹备会也在着手调查两会人事关系，以选定合适的筹委委员。

工商联方面早就属意让李伯龙来担任新公会的领导者，李氏是联谊会主席，源生牧场经理，民主建国会成员，曾参加过1950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1949年前参加过中共外围组织蚁社，当时还是工商联执行委员。^[107]对于商业公会领导人朱砚清，工商联调查人员认为他“思想落后”“把持会务”，是合并问题不能解决的主要原因。在向工商联提交的报告中，调查者指责其对合并问题，采取“不理”态度，在工商联成立大会时拒绝出席并将出席证退还，并挑动成员抵制合并，对此，应当“打击乙级公会旧理事长使其丧失威信，或能助甲乙两级公会合并也”。^[108]

此后，两会经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27名备选筹委，其中联谊会推选了12名，商业公会推选了15 名，再由工商联向卫生局、国营牧场和各区有关部门征询意见，做全面了解。在1951年6月拟定的参考名单中，甲级以李伯龙为首，有6 名，分别是：李伯龙、黄文樵、奚钧平、尢志迈、马少聪和苏经森。乙级方面，有7 名：萧寿南、滕凤声、徐根涛、顾海涛、张道生、龚海泉和姚方琦。另外，还包括两名国营厂的代表：上海牛乳场的刘仁富和益民食品厂的严琦。作为商业公会主席的朱砚清没有出现在名单中。^[109]

综合意见主要考虑行业内威望、群众基础、业务水平和政治认识。一般优先考虑群众基础。如乙级里徐根涛、顾海涛、滕凤声都是表现积极，在业内起一定作用，被视为“灵魂人物”。顾海涛虽然文化水平低，但群众基础很好；姚方琦，虽然“有些自高自大”，但很有群众基础。而同样表现积极、文化水平较高、政治认识较清楚的丁伟忠，却因为在业内表现不积极、群众基础较差而被排除在筹委名单外。又如，甲级推选名单中的瞿云龙和蓝以襄都是联谊会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卫生局认为瞿云龙有地痞流氓作风，当地居民对其印象很差；对蓝以襄则一致认为其将私人利益看得太重，国营牧场直接建议“最好不要把他选入”。而同样有些“流氓”和“旧商人”作风的黄文樵，在国营牧场、卫生局和区工商联及税务局看来，因其有群众基础，对区内公益事业，颇为热心，表现算“尚好”。^[110]

在这次推选过程中，考虑到合并事宜的复杂性，工商联要求对乙级牧场照顾得“全面”些，考虑可以争取的对象。以萧寿南为例，此人原本并未被商业公会会员推选，而是由工商联饮食组工作人员把他单独提名出来，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萧本人有些群众基础，对会务奔走颇为热心，有些领导能力，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此次未被商业公会成员提名的原因，是因为商业公会杨秘书和萧寿南本人都以为工商联对商业公会一些“老人”不满，应当换一批新的积极分子，事实上工商联并未这么想过，反而是从一开始就很想争取萧寿南参加筹委会。工商联工作人员认为商业公会成员对联谊会有很多思想顾虑，对于合并后的协商和业务矛盾的解决，寄予很大希望，如果筹委代表性格不是很“积极”，那么会员们的思想上会有顾虑。再者，商业公会成员们多文化水平低，思想单纯，如果能将萧寿南聘为筹委，一方面可以通过他来“控制”一些落后分子，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工商联“对真正落后的顽固分子，是打击的，对一些有群众基础，可以争取的，还是照顾的”。^[111]

这份筹委名单在汇报给上级部门后，又重新做了调整，这次从会务工作方面考虑较多。苏经森和马少聪虽有群众基础，但还是因“对会务不关心，很少联系”而以杨竹卿和蓝以襄代替，蓝虽然此前被认为群众基础差，但因其对会务工作颇多协助，工作起来“不苟且敷衍”，再加上其“尚有群众威信”，也就纳入筹委名单；杨竹卿也是因为其在民评时，担任查账队长，工作认真负责，表现尚好，虽然群众基础差，有时表现出个人英雄主义，但还是将其列入筹委名单。在此之外，工商联还参考了个人“历史”，如尢志迈因其曾在日伪时期担任过伪职，而替换以同场的尤敦恕；姚方琦参加过国民党分党委，加之最近不来公会，很少联系，就将他撤换下来。至于工商联极力想争取的萧寿南，因为他本人不愿参加，工商联也不能勉强，将此看成是“乙级会员一大损失”。^[112](www.daowen.com)

最后，筹委名单定为：李伯龙、黄文樵、奚钧平、蓝以襄、尤敦恕、杨竹卿、张道生、徐根涛、顾海涛、龚海泉、徐云龙、张信奎、李葆樑、刘仁富和严琦。前六位为原联谊会成员，最后两位是国营方面代表，其余为原商业公会成员。在这其中，又选定以李伯龙为主委，刘仁富、张道生、黄文樵和徐根涛为副主委。^[113]

在筹备过程中，两公会和有关部门召开协商会议，主要讨论公会名称问题和牛奶等级问题。^[114]

对于“乳品工业”的名称。原本联谊会要将新公会冠以“工业”名称，是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说如果列入工业生产部门，将得到政府照顾，税收和电力方面亦会有所优惠。而商业公会成员认为自己属于农业性质，与工业无关。在会议讨论中，农林部、工商局等有关代表，认为目前情况下，乳品业尚不够“工业”的资格。^[115]在1951年7月的第一次协商座谈会上，乳品业筹备会、国营上海牛奶厂、卫生局、益民食品厂、华东农林部、工商局和工商联都派代表出席。虽然乳业筹备会希望，参照其他先进国家命名方式，结合本业发展方向，还是保留“工”字为善。但牛乳商业代表随即提出，大部分会员没有消毒设备，不够工业条件，如果有“工”字，唯恐将来会被淘汰。工商联则考虑到合并后的“团结”问题，同意后者的要求，取消名称中的“工”字。农林部则表示，目前该行业内还有商业性质，也不适合称为“工业”。最后，会议决定，还是取消“工”字。

牛奶等级问题一直是争论焦点。在第一次协商会议时，讨论结果就是消毒牛奶是必然的趋势，政府考虑以联营方式，帮助小牧场生产消毒牛奶，也考虑设立消毒站，现出于经济问题，尚未展开。在两会合并的问题上，希望两会尽早合并，对改良技术，发展生产，有很大的帮助。^[116]第二次协商会议中，商业公会代表希望牛奶不应分甲乙等级，而改为“消毒奶”与“生奶”两种。对此，卫生局代表坚持原规定之等级：“完全有科学的根据，按照科学的标准”，并声称，“即使同样的消毒牛奶或生奶，因其牛种、所含细菌多寡，牧场管理方法，消毒设备之不同，在品质上也有区别”，而且还要考虑到某一等级的牧场，经检验不合格时，要予以降级处分，如果废除等级后，牛奶品质就无法分辨了，牧场改良和改善消毒的奖励措施也没有了。农林部则支持卫生局的说法，称“等级实为科学技术标准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因要考虑成本等各种复杂因素，会议决定由乙级代表书面收集资料后，再行协商。^[117]

最后，在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的指示下，1952年2月1日，新公会改名为“上海乳品业同业公会”，^[118]成为“政府向私营企业贯彻政策的助手”。^[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