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同业公会合并的事情就遭遇三次争执，虽然最终双方似乎已经形成“名义”上之合并，并开始交换彼此理监事名单，^[73]但实际上两会仍然各自为政，无论是对内对外的称呼仍然沿用商业公会和联谊会的称呼。1949年10月，新成立的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开始接收全市范围内的旧同业公会并进行整理和改造。^[74]在工商联筹备会的催促下，两会曾先后三次商谈合作办法，但会议上多次发生言语冲突，和谈只能不了了之。^[75]

1949年12月22日，牛乳场联谊会代表李伯龙、蓝以襄、黄文樵和石廷樑四人至商业公会参加会员大会再次进行洽商，希望双方能在工商联召开座谈会之前，先交换意见，解除误会，共谋同业发展。然而在大会发言中，联谊会代表石廷樑之语惹恼商业公会成员，认为他说的“翻身”一词有讽刺之意，商业公会秘书杨锦源立即“还击”，指责联谊会成员因产量不够，向B、C 级成员（多是商业公会成员）行奶，这种行为属于“剥削”性质。场面一度非常紧张，最后由商业公会理事长朱砚清和成员胡鹤卿出面缓解气氛。^[76]

12月23日，在联谊会四位代表参与的商业公会干部小组会议上，联谊会代表李伯龙和商业公会理事长朱砚清都认为要放弃私见，团结一致，尽快成立公会。朱砚清进一步提出“大不吃小，小向大看”的愿望。^[77]而后在12月25日的商业公会小组临时会议上，朱砚清提出要尽快进行两公会合并事宜，并期望两会团结。^[78]但两会在业务上冲突甚久，所谓“团结”是有前提条件的，当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在卫生局管理规则上保持一致。商业公会成员萧寿南就曾提出要取消等级之分，这样就能“彼此照顾”，杨锦源也对此表示赞同；^[79]12月23日的干部小组会议上，商业公会全体会员公决将牛奶分为A.T.T、A和新鲜牛奶，并决定取消在奶瓶上“生奶”字样。但在12月24日卫生局召开的修改规则会议时，他们所提要求被主管牛乳卫生的夏廉堂科长予以否决，且国营牧场代表也不赞同商业公会的修改意见。^[80]此后，两会合并问题被暂搁。牛乳商业公会一再呈文请求卫生局取消等级之分，甚而撤改整个管理规则，并要求政府将夏廉堂撤职，甚至怀疑12月8日夏廉堂出席在工商联召开的两会合并商谈会，乃是当局偏袒联谊会的表现。^[81]针对夏廉堂的“清算”再次引发了商业公会成员对联谊会的不满，合并工作也暂告停顿。

1950年4月，工商联筹备会再次着手整理两会纠纷，欲成立乳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因此去函两会要求推选筹委。^[82]联谊会方面认为这表明工商联已有合并办法。^[83]商业公会也看出工商联想要重谈合并事宜，于5月19日的全体大会上由全体会员公决表示坚决不与联谊会合并，如不采纳他们的意见，则所递交之筹委名册无效。^[84]“不合并”的态度又因为工商联筹备会修改了商业公会所提交的筹委人员名单而更加坚决，甚至引发了会员集体雇车赴工商联筹备会要求“公平处理”的情况。^[85]

工商联筹备会不得不派员安抚，但工作人员的解答显然不能让商业公会成员满意。^[86]在十五名筹委名额中，牛乳商业公会成员只占六名，其中有两名还是非正式会员，联谊会成员人数虽少，却占据一半以上名额，甚至占据公会主任和第二、第五副主任的职位，使得商业公会成员更加担心一旦成立新公会后，会务将被联谊会成员把持。此外，商业公会成员反对在新筹委名称中增添“工业”二字，认为不符合行业实际情况，加上此前就一再申述的反对消毒和等级。最后，这一切的不满都使得商业公会成员认为政府这种“不合理”行为是在“偏袒”联谊会，并作出决定：如要合并，非得让联谊会先检讨过去所作所为。^[87]

就在商业公会商议集体上书工商联筹备会，申明反对合并的同时，乳品工业同业公会筹备会已经在工商联筹备会辅导下登记筹组，并于7月5日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88]但政府对于商业公会的申诉一直没有回应，^[89]直到8月15日，商业公会派出代表去工商联请愿，申明与联谊会“仇源较重、裂隙太深，不愿合并”，^[90]工商联采取安抚手段，没有着手解决问题。8月24日，商业公会再次派代表至工商联筹备会表示坚决不愿合并，^[91]使得工商联筹备会只能于9月1日召开座谈会。^[92]出人意料的是，在此次座谈会中联谊会代表中有人表达了不愿合并的想法，让工商联工作人员和商业公会成员皆感意外。^[93]

在这种情况下，商业公会成员更加不愿意合并。11月初，商业公会成员萧寿南和曾顺康写信给《新闻日报》“诉苦”，主要针对卫生局新公布的乳品纸罩规定，包括不满工商联让其与联谊会合并的行为。^[94]1950年10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公布《乳品纸罩统一标准式样与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现存不合规定的旧纸罩，各牧场应即申报存量及预计用完日期暂准继续使用，惟须于旧纸罩上加盖‘等级’‘品质’及‘请煮沸后饮用’等字样的印戳，否则，一经查获决予没收”。但卫生局发现，不少牧场“意存观望，延不遵行者亦复不少”。^[95]

11月13日，商业公会再次以集体名义写信给《新闻日报》，除认为合并将造成“黯淡前途与危机”外，再次指出卫生局“过分强调消毒与等级”和“行奶”导致的价格差将“扼杀”同业生计。^[96]《新闻日报》并没有刊登这些来信，而是转交给工商联筹备会请示处理。工商联筹备会组织处根据工作人员顾宝瑾的报告，认为商业公会所谓之“经营方式绝不相同”并不符合事实，坚持“一业一组织之原则”。^[97]不过，此后工商联并没有明确公函指示商业公会与联谊会强行合并，两会分立状态仍然存在。^[98](www.daowen.com)

尽管这起合并纠纷不能马上解决，但是新公会已经成立，并开始以行业代表的身份参与政府组织的各项活动。1951年2月15日，商业公会主席朱砚清应邀出席在南京路冠生园举办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游行”聚餐联欢会，他发现代表证的名称上写着“乳品工业同业公会”，可见新公会已开始运行其职能且被政府部门所认同。最后，商业公会只能退出此次游行活动以示抗议。^[99]

不过，新公会成员毕竟只有29家，多为原联谊会成员。全市非会员单位达到109家，多为商业公会成员。^[100]为促使两会尽快“结婚”，工商联筹备会派员调查两会对合并问题的看法。

调查报告显示，联谊会听从上级安排，无所谓合并与否；而商业公会之所以反对合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拆奶问题上的争议。商业同业公会认为自身的会员单位超过联谊会三倍，所提供的牛乳产量，占全市四分之三以上，是一种“直接畜牧”的事业，应该保持其独立性。而且，在他们看来，A 级将牛奶消毒处理，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加工，可售价却高达B级三五倍左右，B级大约为每磅人民币1 750 元，A 级每磅可达5 000 元。据此，A 级方面故意将生奶价格压低，是对B 级的“剥削”，况且，他们还以北京、青岛等地为例，称生奶未经消毒，消费者饮用后也没有生病。如果一定要消毒后饮用，则价格上涨，未必适合大众消费能力，反而影响行业发展。此外，他们还不赞同采用“乳品工业”名称。

调查人员认为除价格问题要做成本调查外，其他问题都可解决。不过，调查人员认为，即使B 级成员声称自己每磅只能卖1 750元，也是有利可图的，否则“何必要卖”。而对消毒一事，调查者在报告中坚称，所谓“牛奶未经消毒而没有生病”这一点，完全是错误的看法，牛奶中存有各种细菌，尤其是结核菌，关于这点，是“起码的常识”，可见B级成员的说法有欠考虑。^[101]

1951年4月28日，商业公会再度召开会员大会讨论合并问题。此次会议先由工商联筹备会工作人员陈俊致词，他说明会议目的在于“打通思想”“统一组织”。然后由商业公会各区代表发言。现场讨论十分热烈，会员们纷纷起立发表意见，多认为自己与联谊会成员业务冲突，营业对立，而且存在历史矛盾，颇为担心合并后受到对方打压。而陈俊之答复则认为，统一组织之后就是消灭这种矛盾，也不存在受打压的情形。^[102]5月18日，商业公会召开浦东区会员大会，会员们纷纷发表意见，认为过去被联谊会“打压”，如果合并，则仍要受“压迫”，出席会议的工商联筹备会代表，努力安抚商业公会成员，强调在新政府之下，消毒可以为人民大众服务。结果此次会议中，29家成员赞同合并并表示“以后愿与工商联协商一切”。^[103]

5月21日，商业公会召开市区西南、西北、南区会员大会，工商联代表单子云一再强调，合并不是“谁与谁并”，况且合并后，“对B级是有利可图的”。但还是有会员对消毒等级的保留表示质疑，认为只有“除去等级，才能进展”。最后举手表决时，27家会员主张合并者无，主张不合并者亦无；不同意合并者也无人举手，会议以同意通过合并。^[104]5月23日，在闸北、沪东和西北区会议中，会员们则纷纷发言说明过去与联谊会有矛盾，而且业务不同，立场不同，“何必合并”，甚至质问，联谊会是不合法的，如今却能成立乳品工业筹备会，是否有政府偏袒。也有会员提到，筹备会工作人员刘仁初，曾担任租界乳品检验员，当时曾受其“敲诈”，担心一旦合并后，恐再受其“勒索”。^[105]由于会员不愿在没有协商处理过去摩擦的情况下合并，而工商联代表单子云则不同意分立两会，声明只有先同意合并组织才能协商，会议讨论到最后也没有定局，故于两日后再次召开会议，在最后的表决中，仍只有三人赞同合并，但主张不合并者亦无人举手，最后还是以同意通过合并。^[106]至此，商业公会成员以一种不情愿的态度默许了与联谊会的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