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1925年后不同市政当局均实行等级制执照条例，形成了甲乙两种等级牛奶棚和牧场，甲级牧场以生产消毒牛奶为主，特别是低温杀菌后装瓶出售的巴氏消毒牛奶，由送奶工送给订户。乙级生产的牛奶除了小部分供应客户之外，主要销售给奶粉厂或者甲级牧场。

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卫生局开始对全市乳场进行管理，除了平时派出兽医检验牛只健康，调查乳场清洁状况外，还有专人负责采样化验。^[47]1946年7月，卫生局公布了《上海市管理乳场及乳品制造场规则》。该法规基本沿用工部局时期、日伪时期的条例内容，主要包括牛只的防疫隔离、乳制品定义、乳场卫生条件等，也延续了之前制定的等级制度、品质标准和细菌化验制度。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了甲、乙、丙等牛奶标准，第二十六条明确提出，未经消毒的牛奶，严禁装瓶出售，只能以桶装形式，用于工业用途。^[48]

1947年，牛乳场联谊会发现市面上有无执照的未消毒牛奶私自装瓶销售，企图鱼目混珠，蒙蔽客户，鉴于当时上海霍乱猖獗，为避免影响市民健康，牛乳场联谊会恳请上海市卫生局派员抽查情况后，予以取缔和重罚。这项呈请得到上海市卫生局长的批准。^[49]

根据卫生局调查和其他部门的反映，当时甲等牛奶棚29家，其中有5家的牛奶并未消毒。这5家中，有因为电力超过限额，被电力公司断电后，无法运行消毒机者；有因为马达损坏，导致消毒机器无法运转者。但无论何种原因，卫生局均向他们强调，如果不经消毒，必须标明“生奶”以示区别，否则全部没收。

丙等牧场所出售牛奶销路不畅，价格低落，每磅平均只售400元（法币，下同），而消毒牛乳每磅现价1 600 元，可的牧场每磅售价可达2 250元。丙级乳场为控制成本计，只能在牛奶中“抽油加水”。各牧场又无力自行配备消毒设备，很多甲级牧场也出售生奶，多数牧场都在苦撑度日。调查员认为实行强制消毒为合理之办法。“惟事实上各乳场因限于经济，恐无力自行装置消毒设备，推行此项法令亦有相当之困难”。故调查员期望卫生局在消毒一事上，“应有原则之决定”^[50]。

1947年2月20日，上海市卫生局举办座谈会，邀请丙等乳场商讨集中消毒。此次会议出席者22 人。会议主席由上海市卫生局周景中科长担任，他先阐明召开会议的目的在于，因政府禁止瓶装生奶出售，小牧场又无力单独购买消毒机器，所以卫生局考虑办理集中消毒。接着，他报告了卫生局检验牛奶样品的结果，提出经营牛奶不能只考虑盈利，还要有服务社会的精神。(www.daowen.com)

兄弟牧场的朱砚清发表意见，认为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合作社，使养牛人全力养牛，无须分心在业务上，可以参考当时南京及青岛有关合作社的办理情形。另有与会者提出，可以请卫生局出面，设法向银行贷款或者向敌伪产业管理局商借消毒机。但大多数人还是赞同集中消毒的办法，会议决定可以成立一个筹委会讨论具体细节。^[51]

但在2月24日的商业公会大会上，成员们认为公会中没有人能胜任这项任务。原因有四点：一是会员本身工作繁重，抽身无暇；二是当时通货膨胀，饲料价格飞涨，营业衰落，会员们艰难度日，无精力来负责此事；三是经济能力薄弱，没有多余力量来发展消毒之事；四是会众学识欠缺，无合适人选。故筹委会一事只能落空。商业公会希望先向农林部请求农贷，解决经济问题后再想办法解决集中消毒。在此之前，会长朱砚清承诺，将努力解决会内成员滥用他人执照及无执照牛奶牛奶的问题。^[52]

卫生局原计划1947年8月实行集中消毒。为此，卫生局长曾询问分管牛奶的周景中，禁止出售生奶是否影响夏令卫生。周回复称，为防止牛奶棚以装置设备为借口，拖延施行政令，卫生局可以购置橡皮图章数枚，刻上“生奶必须煮沸”字样，分发给各丙级乳场，令其加盖在奶瓶纸罩上。^[53]卫生局局长随后向市政府呈请，要求全市丙级乳场在八月一日前出售生奶，必须注明“生奶必先煮沸”字样，否则不准出售。^[54]牛乳商业同业公会呈文卫生局，希望能宽延两个月，先改善各牧场卫生条件和蒸汽消毒设备，达到生奶消毒煮熟瓶装出售，^[55]并呈上他们设计的蒸汽消毒法图样，希望得到卫生局批准。卫生局方面认可这种“土法蒸汽消毒”，但还是要求商业公会在宽延期内，出售生奶必须在纸罩上注明“生奶”字样，且今后仍须实行集中消毒，而且卫生局拟定了一个《牛奶蒸煮消毒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除了抽样检验外，还将使用巴氏法（Pasteur test）测定样品是否过分煮沸。^[56]

商业同业公会对市府卫生局使用“丙级生奶”之称呼，非常敏感，认为这项名称如果被客户知道，营业必受打击。会长朱砚清在呈文中称，“牛乳不以品质之优劣为最重，因宜分级制限制，至于生熟之别是人工上之关系，非成分上之问题”。出售生奶者自知此项事业不会长久，已经考虑将来集中消毒的问题，所以请政于品质上分等级，不要在生熟上再分等级。如果使用“丙级生奶”的称呼，外界以为生奶也有甲乙丙等之分。朱砚清还特别指出，以前租界时期的甲乙执照之分别，都是以营业地点和国籍为准，以至于外国人都是A级，华人多为B 级，这种不从品质来区分的办法，“论者非之，乃帝国主义者色彩”，而A、B、C之分也是日军侵华后的“苛刻政令”，被“奸商”利用，把持压迫小企业。朱砚清建议，不要把出售生奶者列入“丙等”，以免影响生意。^[57]

1948年1月21日，卫生局科员王志敏鉴于市面上纸罩名称乱标的情况，呈请卫生局长考虑颁发统一的许可证。^[58]卫生局邀请行业代表和畜牧专家共同参与讨论牛奶棚设备及管理标准。6月18日，吴信法、蔡无忌等专家参与了卫生局召开的牛乳场设备及管理标准会议，经讨论后制订了《上海市牛乳场检查标准表》和《上海市牛乳处理检查标准表》，审查通过后作为上海全市牛乳场普查的根据，用于各牛乳场设备及管理情形评定分数与核定等级，以使上海牛乳场逐渐提高水准。^[59]1949年4月，全市牛奶场普查核定后，有甲级23家，乙级3家，丙级10家，同时又有临时A.T.T级2家，临时甲级1家，临时乙级5家，临时丙级30家。^[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