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商业公会已经在社会局正式注册在案，并开始进行会务活动，但双方并没有放弃商谈“合作”。^[25]在此过程中，双方因牛奶价格问题再次爆发争执。

1947年10月16日，牛乳场联谊会鉴于物价飞涨，遂于《新闻报》刊登奶价调整公告。^[26]不料，上海牛乳商业同业公会于第二日《新闻报》上指责联谊会是伪政府时期组织，曾参加日人株式会社，且卫生局还未办理执照，牛奶只分消毒与不消毒，所以价目表中A.T.T等级别不可信。^[27]联谊会立即在《新闻报》上予以反驳，指出所谓乳业株式会社乃是一公司，并非社团，现已被农林部接受改组，会员不可能加入；而且卫生局对牛奶等级早有规定，对方声称牛奶只分消毒与不消毒，乃是不知卫生局法令。^[28]双方矛盾再次激化。

联谊会同时呈文社会局和市商会，要求制裁商业公会。他们首先强调其自身组织历史悠久，一直符合过去市政当局提出的卫生要求。其次，他们提出解决两公会纠纷，可以仿照颜料业与国产颜料业分设公会的办法。^[29]社会局则要求双方先至市商会调解纠纷。10月22日，联谊会派代表与时任市商会秘书长严谔声谈话，严谔声要求联谊会成员加入商业公会，而联谊会成员认为商业公会成员过去都为C 级牧场，业务上不一致，应该分立两会。严氏随即表示社会局不希望出现分立两会的局面，但是合并公会后“AB级会员可以设法取得实际领导资格”。^[30]联谊会方面代表不置可否，此次谈话并没有获得实际解决办法。

就在同一天，商业公会又在《新闻报》上发表声明，称联谊会为非法组织，已呈文社会局要求解散。^[31]10月28日，该公会呈文社会局，称根据密报，联谊会是沦陷期间附逆敌伪组织，并附上附逆通敌行为表一份和证件摄影两件以兹证明。在附逆通敌行为表中，以源生牧场为代表的13家联谊会成员都被指责曾加入“日华乳业联合会”，同时还向汪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备案。这其中又特别指出，生生牧场前经理沈九成因汉奸罪，该牧场被现中央信托局接收；自由农场负责人尢志迈、光华牧场负责人许文石和源生牧场负责人李伯龙都曾出任过伪职。^[32](www.daowen.com)

事实上，商业公会指控联谊会与日伪通敌缺乏“底气”，因前者的发起人中有5 位是日伪时期“上海特别市牛奶业同业公会”发起组织者，且成员中有9家亦是该公会成员。^[33]“上海市特别市牛奶业同业公会”是日军侵占上海后，浦东小牧场主向汪伪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申请组织的，该会得到批准后于1940年5月5日成立。^[34]该公会和日华乳业联合公会都在抗战胜利后自行解散。

社会局方面对此文件反应平淡，并没有对联谊会成员做出任何处置，只是再次分别约集双方谈话，劝导“合作”，并为此事函请上海市卫生局出面调解。^[35]不过，社会局一直不承认联谊会为合法组织，要求联谊会解散后加入商业公会，强调公会必须集权统一。联谊会认为牧场属于农业，并无组织公会需要，且商业公会组织动机可疑，有成员甚至认为社会局也该为此事认错。最后，大会决议如果要做出让步，则必须让社会局先改组商业公会，尤其是要让商业公会负责人提出辞职。^[36]另一方面，商业公会理事长朱砚清因持续一年还未解决的纠纷，受到公会会员诘难，为此，他不得不致信社会局，要求其立即解散联谊会，以维持公会权威。^[37]

1947年12月4日，社会局召集联谊会代表谈话，“表示过去不经调查研究，先允成立公会之错误”，又表示商业公会方面要求在理监事人数上各增加一名，希望双方能接受调解，结束两会纠纷，否则要施加压力。联谊会三名代表以1947年11月10日国民政府农林部颁发的《牧场登记规则》，证明政府亦认为牧场属于农业性质。^[38]又在一个月后呈文社会局，除重申行业属于农业性之外，又以农林部接受改组敌伪时期上海农牧场，以及南京同业也未向社会局登记为由，强调联谊会应该向农林部登记，或者向社会局农业合作课登记，但其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说明“牧场业无组织商业性同业公会之必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