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民国上海市政府开始重新登记同业公会。1945年11月30日，由姚醒黄^[9]等组织的“上海牛乳商业同业公会”向上海市社会局登记，并电告牛乳场联谊会，要求其参加公会组织。1946年3月27日，经社会局批准，“上海市牛乳商业同业公会”于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成立大会，姚醒黄任会长，登记会员37家中有19家位于浦东，且多持有战后上海市政府卫生局颁发的C级执照。^[10]

有些牧场在得知新成立的公会向社会局登记后，致函联谊会要退出联谊会，加入新公会。^[11]联谊会方面得到商业公会成立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员大会，派员前去社会局交涉。^[12]在上海牛乳商业同业公会成立当日，联谊会方面就派出卢维溥等理事三人作为代表，前往社会局申请制止开会，该会认为自己由多家A.T.T及A级牧场组成，更具有资格代表同业。不过社会局认为商业公会“依法筹备，各项手续并无不合”，而联谊会方面又不愿接受社会局提出的“双方洽商选出理监事”的处理意见，故此次抗议并未引起社会局关注。^[13]

联谊会成员并不因此气馁，在搜集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他们指出，作为商业公会筹备员的姚醒黄，现正出任农林部专门委员，违反了公务员不得经商的规定；他们又指出商业公会成员中有未领取执照和领取汪伪政府时期C字执照的牧场，出于对大众健康的负责，这些牧场欠缺资质。^[14]与此同时，他们还向社会局提出申请组织“上海市牛乳场同业公会”，以取代“上海市牛乳商业同业公会”，此项申请未获社会局批准。^[15]

姚醒黄代表商业同业公会方面，屡次造访联谊会，希望彼此合作。联谊会会员最初坚决拒绝，^[16]但眼见新公会成立已成事实，况且社会局又下令双方必须派员在5月1日汇报调解办法，故不得不答应与商业公会至社会局商量合作。^[17]然而，到了约定商谈的4月30日，本来答应出席的同业公会方面代表姚醒黄却无故缺席。5月1日，联谊会方面代表卢维溥等赴社会局汇报昨日情形，姚醒黄又未出席。对此，联谊会方面极为不满，认为商业公会方面缺乏诚意，^[18]再次向社会局呈文申明商业公会的不合法性，要求彻查此事。^[19](www.daowen.com)

上海市社会局对待联谊会之抗议，一方面剔除姚醒黄代表资格和常务理事名义，要求商业公会重新选举代表，还向卫生局发函询问执照问题，以安抚联谊会成员。^[20]另一方面，社会局仍然准许商业公会登记备案，成为市政府承认的合法同业公会。^[21]负责科员何成纪认为两会纠纷主要牵涉的问题是理监事名额。商业公会方面，虽然会员多，但是资本额小；而联谊会方面会员虽然相对同业公会较少，但是资本额较大。何认为可以依照《商业同业公会法》第十三条来选出理监事。^[22]在两会商议时，姚醒黄提出，可选出理事10 名，5名为同业公会成员，5名为联谊会成员，监事3人，2人为联谊会成员，1人为商业同业公会成员。联谊会成员则认为，理事中应该有6人是本会成员，4人为同业公会成员，监事中，可以2人为同业公会成员，1人为联谊会成员。^[23]双方商谈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尽管商业公会的资格仍处于联谊会质疑中，但随着商业公会已经以同业公会名义展开会务，^[24]上海市牛乳业一业两公会的局面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