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上海市卫生局报告称，全市有乳牛场61家，其中A.T.T级3家，A级17家，B级3家，C级38家，共有牛只2 514头，每日总产量为37 427 磅。战争改变了牛群的地域分布，在抗战前，大多数中国牧场位于闸北和沪南。抗战胜利后，三分之一的华商牧场搬到了浦东，其余则聚集在沪西、法华和漕泾，这些乳牛场规模较小，养牛不足20 头者，占47.7%。[125]除了当时日趋严重的通货膨胀外，各牧场普遍感受到来自奶粉和炼奶的竞争，以及救济总署配给奶粉的影响。即使有些牧场附设面包房，利用自产牛奶制造饼干面包，或者开设咖啡室，将牛奶供给咖啡室使用，还是很难维持营业。[126]
在本地乳品市场感到生存压力之时，救济奶粉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由于联总为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美军剩余物资，其中奶粉以克宁为主。同时，滞留在中国的美军也将剩余军需品在市场抛售。克宁奶粉作为进口货受到追捧，价格受到市场和外汇影响，在战后初期，不少商家开始纷纷大批购进囤积，然后再高价售出。有些商家则在上海购买后，运入内地高价贩卖，获利颇丰。[127]最高价曾达到3.5万元。[128]
抗战胜利后，进口奶粉在上海市场上已随处可见，不仅百货公司有售，马路摊贩也开始出售奶粉，甚至在中央商场一带形成了“黑市”。[129]到了1946年下半年，美货大量来华，克宁奶粉最多一次达到300吨，一罐奶粉5 400元（法币）即可买到。[130]批发价也变成1 900元左右。5磅装的金山奶粉价格和本地产的藕粉差不多。[131]1947年，随着输管会对物价的控制，以及物价向黄金看齐，克宁奶粉随之暴涨，涨幅达四成，比美钞上涨速度还快。[132]即使在西药市场疲软的时候，克宁奶粉因结汇问题，依然能保持畅销，从3 000元一磅涨至2.5万元一磅。[133]由于上海吃奶粉的人众多，使得乞丐讨饭用的饭碗也演变成奶粉空罐。[134]上海的马路小摊贩一度将克宁奶粉代替豆浆来卖。[135]
战后上海市政府给公教人员配给救济奶粉，不少本地订饮牛奶者纷纷改吃奶粉，本地牛奶棚所产之鲜奶陷入滞销，不少牛奶场的生意一蹶不振，如生生牛奶棚为应付开支，不得不卖掉大小牛十一头来维持营业。[136]进口奶粉还使得本地乳品制造厂无法经营。起初，救济奶粉刚被公开出售时，标价虚高，但不到一个月，价格就降至1 400元左右。上海本地罐头仅成本一项就要400 元，而进口炼奶罐头一听只要500元，[137]上海奶粉厂、合众奶粉厂等纷纷宣布无法维系营业，选择停业或被迫倒闭。[138]杭州百好炼乳厂的上海经理给总厂写信，询问是否可以降价竞争，吴百亨回复说道，百好厂已陷入“赔本贴利”的境地，产品壅积达2 000 多箱，无奈之下，只能放弃上海市场，将市场转向闽广一带。[139](www.daowen.com)
面对奶粉的威胁，本地同业公会召开会议，商讨应对方法。[140]在1946年5月15日的会议上，以自由牧场为代表的30家本地牧场，向政府代表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农林部、上海市卫生局和中国农民银行申诉，称奶粉充斥市场，物价飞涨和成本日渐增高，使得不少牧场倒闭，而余下来的牧场有些为了维持营业，则不得不杀牛养牛。牧场主要求政府限制奶粉配发，将救济奶粉迁到内地。相比之下，当前牧场最需要的麸皮等饲料物资却得不到配发，这也使牧场代表们愤愤不平。代表们希望政府能重征奶粉及奶产品进口税；停止善后救济总署在上海地区配给奶粉，而以本地产品代替；本地牛奶棚可以将剩余牛奶交给联总配给，希望联总将运华救济物资中的麦麸折价交换；并请农业银行发放紧急农贷，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141]行总负责人则表示，来沪救济物资如能分配得宜，则不会影响乳业市场发展。[142]不过，行总并不同意将麦麸折价交换给乳业。有的牛奶棚主表示，牛奶价一个月内只涨了一倍，但饲料中的麦麸价格则涨了六倍，如此情形，无疑是在摧毁上海本地乳业。[143]
鉴于政府方面没有拿出实质性的应对措施，面对日益艰难的市场情形，加上听闻行总要平价抛售一批美国奶粉，同业公会考虑游行示威，想以2 000 余头奶牛，列队游行的方式，来唤起市民注意，呼吁救济民族工业，但不知为何，并没有真正实行。[144]市府考虑到该行业还关系到市民健康营养，故提交给市政会讨论，却也拿不出办法解决。[145]
行总的工作于1947年5月结束，所属的牛奶、奶粉配给站的工作也随之结束。1948年，输管会开始限制进口，进口奶粉逐渐减少，有些母亲在无法购买到进口奶粉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冰淇淋粉。[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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