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制品在战时就已被广泛用于慰劳军队及救济儿童。在1943年，国民政府粮食部就曾经在《粮食部关于中美合作意见》中请求美国能够“每月供给乳粉十万磅至三十万磅，以供后方需要”，且希望“战后关于乳肉类等食品，仍须由美国大量输入”。[82]
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英文全称为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缩写为UNRRA）在中国成立分署，开始向中国发放救济物资，提供各种援助项目。1945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英文缩写为CNRRA），代表政府作为对应机构，负责接受和分配相应的救济物资。1946年5月，联总和行总从重庆迁至上海。
乳制品作为改善中国民众营养的救济品被列入援华物资，主要包括乳牛和奶粉两大类，乳牛属于农业善后项目。根据1948年《联总运华牲畜暨配发数量表》统计，1946年5月到1947年5月，共接收奶牛3 262头，其中2 083 头来自美国，793 头来自加拿大，387头来自新西兰。[83]这些奶牛在抵达津沪饲养站后，其中671 头以市价售出，赠送甘肃省8 头，赠送上海农业专科学校2 头，死亡33头，淘汰18头。其余2 631头乳牛则交农林部免费发放给各省市农业学校和各机关，作为繁殖和改良中国奶牛品种。[84]不过，这仍未达到当时牲畜进口计划的目标。
援华奶牛所产之牛奶，则供各地医院及孤儿院及营养不良的儿童等使用。[85]津沪饲养站的乳牛每日产乳1 000 多磅，大多由行总上海分署儿童福利股作为救济用，其余则交给上海农林实验农场加工后在市场上出售。[86]除了公开拍卖的奶牛外，免费发放和分配的奶牛一般是不能出售的。(www.daowen.com)
至于奶粉，以克宁（KLIM）奶粉为主的奶粉和炼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军军方配给品，战后，发放对象为各大中小学及医院和各省事慈善团体及各机关。1945年行总报告中称，有50万吨奶粉从美国运往上海，并作为救济物资，随后发往12 个省份的卫生机构。[87]行总上海分署自1946年2月开始，向上海地区的2岁以下婴幼儿免费发放2.4 万磅奶粉，到2月16日，“配给婴孩946人，发出奶粉1 896磅”。[88]3月，行总上海分署副署长为了加强免费救济，将考虑用美军剩余物资中的1 万吨奶粉分配给本地市民。[89]4月，联总物资进口统计中，奶制品为3 650 447 千克，值3 383 750元。[90]5月，行总上海分署为全市教职员工每人配发面粉一袋，脱脂奶粉两磅；学生每人配发奶粉两磅。[91]到了7月底，行总上海分署已发放奶粉7.3万余听。[92]
红十字会、国际儿童急救会等慈善团体配合行总在各地所开设营养站和食堂，向本地市民发放奶粉，以改善民众身体健康。“站内所需的牛奶、奶粉、代汤粉、鱼肝油、面包等营养品的来源，概由行总所在地各分署负责供给，经费则由所在地分署及承办分会各负其半。”[93]针对儿童提供饮奶和发奶。[94]如红十字会在上海市新闸路设儿童营养站，凡14岁以下儿童均可申请每日上下午两次的热牛奶。[95]此后各地的饮奶站也纷纷设立，为“各中小学学生及一般待哺之贫民，年龄老者以六十岁以上，幼童以十二岁以下”，有些是直接发放奶粉半磅到一磅，有些则是“免费供饮用热水冲合牛奶二碗”。[96]1948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中国儿童免费提供奶粉32万磅，优先救济街头弃儿、难民收容所内儿童、孕妇与乳母以及贫民。[97]至8月，实际运华的奶粉已达到78 万余磅，专供一岁以下婴儿食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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