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丙等执照这一战时特殊状态的产物，当时对牛奶商来说，另一个变化则是为了购买饲料和其他生产资料，需要与日军“合作”。1940年，工部局成立了饲料、牛奶生产委员会（Fodder，Milk &Dairy Products' Committee），目的在于调查市场情况，以便给出建议。1941年至1942年，委员会争取了一批物资作为牧场的生产资料。^[14]

日军为更好地控制牛奶商，将原有之联谊会改组成日华乳业联合会，并强迫华商加入，其中多为A 级牧场。^[15]1942年12月29日在日本俱乐部召开的准备会上，选举出以上海乳业株式会社、北海道兴农公社、海宁洋行、可的牧场、中国奶粉厂、生生牧场、丽园农场、中国奶粉厂和上海乳品公司八家为筹备委员，全部出席者有21家牧场，其中华商牧场占15家，日商占6家。^[16]不过，联谊会并未丧失独立性，此后仍能代表同业向日伪市政府提交各类申请。首先就是极力争取让当局取消价格控制，以便联谊会能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价格。

战时食物短缺导致中国许多城市居民缺乏足够的营养，牛奶对那些有足够购买力的人来说变得特别重要。工部局一方面让消费者持登记卡，换领鲜奶供给定单。这些订单严禁被转让给他人，即使是暂时转让，也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停止饮用，必须申请注销订单。^[17]另一方面，工部局向界内牛奶商招标，给所属的医院和学校提供A.T.T.和A 等牛奶。^[18]1943年2月3日，工部局发布告示，要求界内居民，凡是希望以官定价格获得鲜奶者，须在2月3日、4日、9日、10日，向租界内任一发证办事处，登记所需数量，登记时，需要出示身份证及市民证，病人需要医生出示证书。儿童则需要父母提供年龄和户口证明。2月24日，物资统制处配给部将儿童年龄缩小为“三岁以下”，并限制在24 小时之内申请。^[19]3月10日后，物资统制处再次强调，登记手续时，要提供生产报告、户籍证明和医生证明。^[20]1944年4月，汪伪上海特别市第一区公署以7 折的价格，将牛奶配给医院和12 个月以下的婴儿。^[21]尽管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战时都开始实行价格限制，企图控制飞涨的物价，但成效甚微。况且通货膨胀的速度使得同业公会的成员们一再向物资统制处要求涨价，以维系成本。^[22]

上海牛乳场联合会主席尢志迈极力与工部局物资统制处的平野修（音译，O.Hirano，1943年8月后，在汪伪上海市第一区公署经济处任职）保持良好的关系。此前两人都是饲料、牛奶生产委员会委员，多有接触。^[23]在1943年9月的会议上，尢志迈代表联谊会成员，向当局陈述营业困难，要求加价。平野修同意加价，并声称为保证生产，日方将可能禁止白塔油（黄油）出售，同时鉴于当时奶粉炼乳“有争饮牛奶之现象”，当局考虑将限制出售。平野还希望加价成功后，同业公会能继续和日方“合作”。^[24]在联谊会多次向当局争取后，1944年12月11日，汪伪上海特别市经济局允许联谊会在一定范围内修订牛奶价格，并向外界公布。尽管有评论认为牛奶涨价将致使消费者流失，但也有人认为，如果不能保障生产商的成本，那么低价供应的牛奶很可能会有各种问题。^[25](www.daowen.com)

联谊会还需要在饲料和电力等方面得到物资统制处的配合。鉴于奶价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控制，其中，饲料配给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饲料中的麸皮、米糠等都属于物资统制的对象，联谊会不得不多次写信要求配给饲料。日华乳业联合会成立后，就给会员们发送调查表，以便使会员得到当局的优先配给。^[26]此后，联谊会曾向物资处申请米糠、大麦和草料等，物资处尽量满足要求，有时在不能满足的情况下，会以其他物资代替。如联谊会曾向平野请求配给三级面粉，当时这种面粉被配给日商的乳牛食用，平野答应考虑他们的请求，后来，物资处以该项面粉并非配给，但考虑到其困难，换以糠壳295袋。^[27]

日本军方控制沪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后，将其托管给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自由农场和蓄植牛奶公司超过了电力公司的配给额度，被处以高额罚款。尤志迈写信给汪伪上海特别市卫生处副处长田代良显（Y.Tashiro），请求帮助，同时又请平野出面，安排其与田代见面。这次见面会谈后，联谊会成员很快得到了充足的电力用以生产消毒牛奶和冷气保藏。^[28]1944年10月，华中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以既非战时物资又非日用品，切断了牧场的水电供应。平野帮助生生牧场和最高牛奶公司重新通电。^[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