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已有宏观结构分析与微观行动策略研究不同，本书着重于中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尽管宏观结构论争由来已久并将继续争辩下去，但是宏观结构分析显得静态僵化；同样，微观层次的个体组织行动策略分析更加关注个体组织行动的策略机制，但是其理论往往显得碎片化。无论是结构论争还是行动分析，都难以解释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多元化与动态性的景象。

本书采用结构—能动统一的视角来解读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多元化与动态性，超越了既有研究中静态僵化与动态碎片化的不足。在“变动外部环境中的国家与社会双向策略性互动”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了国家与社会策略性互动的持续性和动态性何以成为可能，以及策略性互动与外部环境相互形塑得以实现的过程。此外，本研究注重对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双重主体的能动性讨论，而非政府或行业协会商会单一主体的探讨，强调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只是单一力量作用的结果，而是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在互动中自我调适和改变的过程。

本书的研究发现对理解与探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西方学者视角下，行业协会商会是企业家、工业资产阶级与商人展开经济结社、获取各种权利与表达经济利益诉求的重要政治结构安排，继而形成多元化的强劲动力，实现民主化（Moore，2003）。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的行业协会商会后大失所望，因为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更多地被作为国家吸纳资产阶级与“去政治化”整合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发展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是为了让国家更好地巩固既有政权（Dickson，2003，2008；Hildebrandt，2013；Tsai，2007）。(www.daowen.com)

然而，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能够有效地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政府行为，如泰顺小水电行业协会监督泰顺县电力局依法行政，上海市室内环境净化行业协会改变政府行政不作为，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提升政府的政策回应性等。与此同时，政府也在不断自我纠错与自我调适以更好地适应行业协会商会的需求与外部环境的变迁，这样就形成了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的持续性与动态性。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关系在策略性互动中实现相互调适，并在相互调适中呈现出多元化与动态性。正如沈大伟所言，国家需要在调适与收缩中走向平衡（Shambaugh，2008；2016）。党和政府在面临外部环境变迁进行调适的同时，事实上也在不断进行自我变革，而行业协会商会在与政府的互动中实现了自我成长。因此，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是一个多元、动态的开放过程，而非静态、封闭的固化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