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基本情况包括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对象、参与方式与途径、态度与看法、面临不同主体产生利益冲突的态度，以及政策参与结果这五个方面。实证统计发现，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呈现出目标对象多样化，政策参与途径和方式多元化的局面，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商会在与政府互动中成功影响了政策制定，政策修改，或停止政策执行。

表5.1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目标对象的状况。数据显示，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对象更多地指向地方层面的机构，只有30.1%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对象指向中央政府，而有88.3%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对象指向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对象中的人大、政协、党委和工商联也更多地指向地方层面，这说明，被调研的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更多地影响地方政策。数据还显示，在所有地方层面机构上，地方政府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最多也是最频繁的目标对象，43.6%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频次为每年一次，27.7%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频次为每半年一次。地方工商联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最少的机构，只有21.8%的行业协会商会表示，其政策参与频次为至少每年一次。可见，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对象比较多元化，而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对象更多地聚焦地方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这说明，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事务更多地发生在地方层面。

表5.1　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对象

表5.2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使用的不同政策参与途径与方式，分为信息影响、公共关系和信任构建等。其中，“信息影响”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最常用的途径与方式，77.6%的行业协会商会至少每年一次“以刊物或内部资料的方式”实现政策信息的影响，55.1%的行业协会商会至少每年一次“口头提供政策信息”，38.3%的行业协会商会则每年一次召开政策会议；“公共关系”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另一类重要途径，60.7%的行业协会商会至少每年一次充分利用媒体宣传其政策信息；在“信任构建”中，通过宴请与官员交流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交流的主导手段，43.0%的行业协会商会至少每年一次宴请官员，29.9%的行业协会商会每年一次通过宴请实现与官员的政策交流，11.2%的行业协会商会则每半年一次，这些宴请一般都在年中或年末活动时得以开展。可见，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途径与方式呈多样化，且正式参与要多于非正式参与。

表5.2　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途径与方式

表5.3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对政策参与的态度与看法，包括关系在政策参与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以及政策参与渠道畅通等。数据显示，91.7%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自身与政府建立好关系对于政策参与非常重要，甚至有76.5%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关系是实现政策参与的关键，61%的行业协会商会承认与政府官员具有很好的关系，这验证了关系这一社会资本在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中的重要性。大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对自身政策参与表现出了较大的肯定与自信：72.7%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近三年来自身的政策影响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67.8%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行业协会商会比大部分企业更有政策影响力，54.3%的行业协会商会则同意行业协会商会比大企业更有影响力；64.3%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自身具备有效的政策参与渠道，65.8%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自身的政策参与努力使得政策更符合行业利益。可见，行业协会商会对自身政策参与影响力的主观评价与政策参与影响力的客观结果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主观自我评价显得过于乐观。(www.daowen.com)

表5.3　行业协会商会对政策参与的态度与看法

表5.4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过程中面临不同主体利益冲突时的态度与做法。当政府与大多数会员企业在某一政策上存在不同意见时，56%的行业协会商会保持中立协调，33%的行业协会商会认为要代表会员企业利益说服政府，只有11%的行业协会商会帮助政府说服会员企业。当龙头企业利益与行业整体利益产生政策冲突时，60.9%的行业协会商会选择维护行业利益，31.8%的行业协会商会表示保持中立并协调双方利益，只有7.3%的行业协会商会选择维护龙头企业的政策利益。由此可见，大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在政策参与中还是以维护行业利益为主，但是在政府与会员利益产生政策冲突时，行业协会商会的态度显得并不十分明确。

表5.4　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中面临不同主体利益冲突时的态度与做法

表5.5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实际效果。31.9%的行业协会商会曾成功地影响了政策制定，27.9%曾成功地实现了政策修改或停止某项政策执行。可见，近三分之一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相较于影响政策制定，行业协会商会影响政策修改或停止某项政策执行的难度更大一些。

表5.5　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