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外部环境下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策略性互动”总体研究分析框架以外部环境、双重能动与策略性互动为主要研究维度而构建，进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双重能动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影响；二，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之间的相互规约与形塑。

1.双重能动与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已有研究指出，影响当代中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主要行动者是社会组织与政府这两大主体，其双重能动主要体现为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能力与政府的政策意志（张建民，江华，2012；郑准镐，2004）。

（1）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能力与政策参与

威廉姆·科尔曼（William D.Coleman）认为，“协调”和“自主”是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倡导能力强弱的组织特征：“协调”指行业协会商会协调复杂信息和需求的能力，包括协会系统的特征（Properties of the Associational System），如在特定经济领域存在产品或服务的横向差异化，在不同经济层面存在产品、服务群体、地域的纵向差异，纵横向不同单位的统合协调，利益代表集中于少数几家行业协会商会且不存在竞争；“自主”指协会资源来源的多元化，包括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会员支持的多样化、专职员工与会员专家之间的平衡、行政主管与执行者之间的平衡、构建自身信息库和享受国家赋予特权的平衡（Coleman，1985）。

结合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具体发展实际，国内学者认为，政策参与能力是影响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重要维度。江华和何宾认为，行业协会商会的治理结构决定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倡导的效果，这些治理结构包括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会员大会和理事会、财务和人力资源，治理结构越好的行业协会商会，其政策参与的比例也越高（江华，何宾，2012）。甘思德和邓国胜则认为，行业协会的会员规模、协会的代表性、协会的年龄和协会的自主性（以业务主管单位为衡量指标）会影响行业协会的游说行为。其中，协会的代表性程度越高，协会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游说行为；协会的自主性越强，协会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游说行为（甘思德，邓国胜，2012）。

综上所述，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能力既包括组织结构独立的能动性，也包括自主行动的能动性，其具体表现在协会代表性、自主性、财务资源与人力资源等方面，而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能力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

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能力越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

假设1a：行业协会商会代表性越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

假设1b：行业协会商会自主性越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

假设1c：行业协会商会财务资源越独立，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

假设1d：行业协会商会人力资源越独立，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

（2）政府政策意志与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无论是市民社会理论强调社会对国家的对抗性，还是法团主义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社会的制度安排，其意都在表明政府垄断权力的支配意志作用。政府政策意志是指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所表明的态度、动机与行动。然而，政府并非铁板一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存在不同的行为逻辑，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也有不同的利益之争（Tsai，2004）。鉴于本书的研究聚焦于地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以下对地方政府政策意志的来源与制度基础提出考察，然后对政府政策意志与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促使地方政府在地方事务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已有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制度基础，这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地方官员干部政绩考核等方面（Landry，2008；Montinola，Qian & Weingast，1995；郁建兴，高翔，2012；周黎安，2008）。地方政府在不违背中央政策的原则下，权衡不同群体对于其“实际利益”和“社会稳定”的贡献来自主制定和执行适合当地条件的经济发展政策。

已有研究表明，转型国家的政府支持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发挥具有重大作用，获得政府的政策、资金或职能委托等方面支持的行业协会能够更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江静，2006；郁建兴，沈永东，周俊，2013）。政府之所以有意愿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的发展，是因为行业协会商会在政府与企业之间起着桥梁与纽带的作用（Unger，1996）。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作为地方政府的助手，帮助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快速地了解企业与行业信息，履行管理企业与市场的职能，提供行业准公共物品；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商会向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汇聚和传递企业利益诉求与呼声，减少政府部门压力，降低社会风险（郁建兴，黄红华，方立明，2004）。地方政府为了更好地推动GDP增长并减少企业不满以维系政企间的良好关系，在制定和执行行业经济发展政策时需要行业协会商会调研获取行业市场信息与企业发展需求；企业也常常以行业协会商会为重要渠道向政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来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

因此，地方政府能动性包括地方政府基于追求经济增长、地方财政收益最大化、地方官员干部政绩考核与政治风险控制等因素而产生的政策意志，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就是在上述地方政府多重交错的动机与机制所形成的政策意志中得以运作与展开。然而，尽管政府政策意志交错着多重动机与复杂机制，但体现政府政策意志的行为与表现却显得较为直观，如政府职能委托、政府资金支持、政策参与优先路径的赋予等。考虑到本书主题聚焦于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所以政府政策意志更多地表现在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优先路径的赋予”。

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行业协会商会拥有政府赋予的政策参与优先路径越多，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也越多。(www.daowen.com)

2.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

已有研究认为，国家与社会在特定“场域”^[1]中往往存在着竞争、互动与权力争夺，这一视角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具有重要意义（纪莺莺，2013）。外部环境作为影响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行为活动的外部因素，具有复杂变动性的特征；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各自发挥能动性，利用既有规则和资源作为建构行动策略的重要手段，展开策略性互动。

（1）外部环境

外部环境是指规约或促进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行为活动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上级党委或政府的宏观政策、市场需求与不同政策阶段的环境差异等核心要素。

已有研究认为，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行动受到所在国家的国家结构、经济结构和商业文化等宏观政策结构的形塑（Banting，1986；Bell，1995）。中国所有的行业协会商会都需要在统一的宏观制度环境^[2]，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等法律法规与政策条例下开展政策参与活动。同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上级政府政策法规与上级政府的领导意见等都构成了政策参与中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环境。然而，不同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所处的外部环境并不相同，尤其是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不同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受到不同外部环境的深刻影响，进而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变动性。

同样，政策参与背景下的政府行为也受到不同外部环境的制约。一方面，政策参与背景下的政府行为受到上级党委政府部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另一方面，政策参与背景下的政府行为还受到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社会需求与民众关注问题等外部环境的影响（黄晓春，2017）。然而，不同政府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黄晓春，2015），因为不同地方政府所处的发展阶段，遇到的经济发展形势与社会需求都有所不同，政策法律法规在不同地方政府中的适用程度也会有所区别，这体现了政策参与背景下政府行为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与变动性。

（2）策略性互动

在不同外部环境下，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将各自发挥能动性，利用既有规则和资源作为建构行动策略的重要手段来展开策略性互动（Hildebrandt，2015）。基于组织追求利益与合法性的动机理论，奥利弗描述了单个组织在制度过程中可能选择的五种常见的策略回应（Oliver，1991；斯科特，2010）：（1）默认或遵守（Acquiesce），包括习惯、模仿与顺从（Comply），组织之所以采取和实施这种应对策略，可能是出于增强合法性，担心受到制裁，希望得到额外资源等单一或综合的动机；（2）妥协（Compromise），包括权衡、协商（Pacify）与谈判，处于多重情景中的组织往往具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运作、理解、讨价还价或妥协；（3）回避（Avoid），包括隐瞒、缓冲与脱耦，部分组织在面临繁杂环境要求时会使其结构特征与技术活动“脱耦”。运用这种策略的组织试图隐藏自己，并防止组织的某些部分受到影响；（4）反抗（Defy），包括解散、挑战与攻击，这种应对策略发生在组织的规范与收益与那些试图向焦点组织施加要求的组织存在实质性分歧的时候；（5）操纵（Manipulate），包括收编（Coopt）、影响与控制，组织有目的地与环境合作，影响甚至控制环境。组织通过与重要权力来源建立关系，保护自己并增强讨价还价权力的能力。此外，斯科特认为，多个组织合作的集体应对策略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并有可能影响环境要求或压力性质，甚至重新界定场域中运行的规则与逻辑（斯科特，2010）。因此，单个组织在制度过程中可能选择六种常见策略行动与回应（见表3.1）。

根据奥利弗和斯科特的理论，政策参与中的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表现出不同的策略性互动。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行为表现方式有很多，如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信息传递”行为可能是行业协会商会默认或遵守策略的结果，这也是大部分行业协会商会采取的应对策略，其动机在于增强组织合法性，获取政府权力资源；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博弈或互益”行为则可能是行业协会商会采取妥协策略与政府反复协商谈判的结果。然而，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时候，某种政策参与行为是行业协会商会应用不同策略进行持续性互动的结果，它还可能取决于不同外部环境的影响；有时候，某种政策参与行为是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回避策略，实现结构与活动之间的“耦合”以实现政策参与的目的，这就是“那些看似不独立的社会组织却拥有实际的自主性”的原因（Lu，2007）。同时，面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不同策略性行为，政府也会根据外部环境和自身利益调整政策意志：政府可能会采取操纵策略收编、影响并控制行业协会商会；政府也可能采取回避策略，暂时缓解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诉求，避免正面的冲突。

表3.1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在互动过程中的策略行动与回应

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行业协会商会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政府政策意志，而政府也会根据行业协会商会不同策略与外部环境变化来调适自我行为。因此，策略性互动与外部环境关系还表现为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依据变动的外部环境和彼此的动态策略展开相应的战略调整，也强调策略性互动对制度环境的形塑作用，最终体现结构能动统一的逻辑。

基于此，本书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越多，两者之间越能呈现出持续性与动态性；

假设4：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交互越多，两者越能相互形塑。

综上所述，在“变动外部环境下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策略性互动”的总体研究框架下，本书提出了以下四个研究假设：假设1：“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能力越强，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越多”；假设2：“行业协会商会拥有政府赋予的政策参与优先路径越多，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参与也越多”；假设3：“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交互越多，越能呈现出持续性与动态性”；假设4：“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交互越多，越能相互形塑”。其中，假设1与假设2试图通过大样本统计研究加以验证；假设3与假设4则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加以验证。

【注释】

[1]“场域”是指行动者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也包括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学者包括布迪厄、考夫卡与勒温。

[2]制度环境是国家用于规范和制约民间组织活动的所有正式或非正式的准则，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党的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官方对民间组织的态度及影响民间组织活动和作用的“潜规则”（褚松燕，2009；俞可平，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