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何以多元化与动态性”这一研究问题的论证：

从研究逻辑来讲，要基于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基础，来探寻影响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为试验场，形成“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互动何以多元化与动态性”的解释性理论。

从研究内容来讲，这既要考察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所镶嵌的外部环境（Pfeffer & Salancik，2003），也要观察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互动主体及其能动性，以此明晰“外部环境”“双重能动”与“策略性互动”等的具体内涵、核心要素与特征。

其中，“外部环境”强调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为都受到所处的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双重能动”强调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都具有能动性且基于自身利益与能力而采取行动；“策略性互动”是指行业协会商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政府行为，而政府也会根据行业协会商会的不同策略调适自我行为；外部环境在制约/建构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能动性的同时又被两者所塑造。

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能动性的具体内容、策略性互动的可行路径，以及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的相互形塑。这就需要从组织分析的研究路径出发，借助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视为组织个体，考察作为组织的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如何动员资源及发挥能动性实现策略性互动，以及如何调适自我行为形塑外部环境。

制度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与活动的决定性影响到组织能动性影响制度环境，再到制度结构与能动性互动的理论研究的演进。早期新制度主义学者倾向于强调制度机制制约组织结构及其活动的各种方式，如约翰·迈耶（John Meyer）和布莱恩·罗恩（Brian Rowan）强调，广泛制度环境中的变迁对组织结构和组织活动具有重要影响（Meyer & Rowan，1977）；保罗·迪马吉奥（Paul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区分了三种重要机制——强制、模仿和规范机制对组织领域的制度的趋同性影响（Powell & DiMaggio，1983）。后期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人和组织的创新、策略性行为，及其促进制度变迁的各种方式，如保罗·迪马吉奥强调利益和行动者在制度理论中的作用（DiMaggio，1988）；沃尔特·鲍威尔认为，需要拓展制度分析的范围，研究引起制度环境变迁的过程（Powell，1991）；克里斯汀·奥利弗（Christine Oliver）则探讨了制度过程中的个人和组织面对制度要求时作出的潜在应对策略（Oliver，1991）。(www.daowen.com)

上述制度主义学者的不同研究事实上阐明了制度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相互对立的观点，并要求我们对其中某一种研究倾向给予优先地位。然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展示了制度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并非是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作用的，并提出了“社会结构的二重性”，阐释社会结构既是社会行动的产物，也是社会行动的平台（吉登斯，1998）。也就是说，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能动性行为在受到外部环境规约的同时，也建构和塑造外部环境的变迁；而作为组织的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也会因各自的不同策略性行动而调适自我行为，实现自我变革。

资源依赖理论则强调，组织需要依赖多种不同资源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而组织自身不能供给维持组织运行的这些资源；外部限制和内部权力构造形成了组织的行为条件，组织需要具有资源动员能力并与其所依赖的环境要素实现互动（Berry，2003；Pfeffer & Salancik，2003）。这就要求组织积极发挥能动性，充分动员组织内外部资源，增强组织动员意志与自我能力，通过合并、联合、游说或治理等方法实现组织变革与环境变迁。在非营利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的研究方面，资源动员理论强调，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参与行动归功于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有形资源的有效驱动（Cress & Snow，1996；Edwards & McCarthy，2004；Mc-Carthy & Zald，1987）；而社会资本理论弥补了资源动员理论的不足，更多地关注非营利组织政策参与的资源动员能力的无形资源研究，这包括社交网络中基于共享规则和价值、信任与利益互惠的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个人或组织关系（Coleman，1988；Portes，1998；Putnam，1995；Schneider，2009）。

因此，作为组织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与既有制度通过激励约束来动员行业协会商会资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服务，进而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意志；作为组织的行业协会商会则协调会员利益代表与动员政府可用资源以提升政策参与能力从而实现有效的政策参与活动，而这些可动员的资源既包括人力、财政等有形资源，也包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源。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各自策略性地开展资源动员，形成了两者的策略性互动。

以制度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论基础，本书将当代中国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多元动态关系解读为“变动外部环境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策略性互动”，包括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策略性互动和外部环境与策略性互动之间的相互规约与形塑，这构成了本书的研究分析框架（见图3.1）。

图3.1　研究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