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深入研究:国内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深入研究:国内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时间:2023-06-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总体而言,关于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还不多,也不够深入。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在政策参与的概念上尚未统一,政策倡导、游说与政策参与等概念的运用存在混淆。

深入研究:国内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

1.国内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制度与实践

相较于西方,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研究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都处于起步阶段。在宏观政策层面上,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推进社会组织协商,这为行业协会商会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地进行政策参与提供了保障。在制度文本上,早在1999年国家经贸委印发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工商领域协会的若干意见》的通知中,就要求行业协会商会“开展行业、地区经济发展调查研究,提出有关经济政策和立法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经政府部门授权和委托,参与制订行业规划。对行业内重大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投资与开发项目进行前期论证”,“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组织贯彻实施并进行监督”[5]。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促进行业协会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其中对行业协会参与政策制定的职能作了最为全面和明确的表述:“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出台涉及行业发展的重大政策措施前,应主动听取和征求有关行业协会的意见和建议”,“行业协会要积极……提出行业发展和立法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参与制订修订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行业准入条件,完善行业管理,促进行业发展”[6]。尽管制度文本为行业协会商会影响政策的实践行为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内容与行为的规定过于笼统。

在具体实践中,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承接政府职能,参与制订行业标准和行业发展规划。如浙江省皮革行业协会于2010年拟订了《浙江省皮革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和不同皮革产品标准,浙江省软件行业协会根据产业发展特点向政府提出产业规划和政策建议外,还要执行政府下放的“双软认定”的标准审查工作(郁建兴,沈永东,吴逊,2011)。二是开展政策倡导,影响政府决策。如自2010年起浙江省半导体行业协会会同上海、江苏等半导体协会连续3年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家有关部委提交《要求继续执行国务院〔2000〕18号文件优惠条款的紧急报告》,后又会同国家半导体行业协会和部分省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呈递了关于加大扶持集成电路产业政策的建议(郁建兴等,2011)。三是参与和影响政策的形成与执行。如在2002年的快递风波和《邮政法》的修订过程中,中国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在快递业规制调整政策过程中积极开展政策参与,有效地抵制了国家邮政局行业垄断的政策意图(李秀峰,曾文远,2006)。

2.国内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理论研究

在理论研究上,当前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方式研究等。

(1)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现状研究。已有研究描述了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总体现状,如甘思德和邓国胜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发现89%的全国性行业协会“非常赞同”或“大部分赞同”“协会应经常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的观点,但在实际行动中,采取积极的政策参与策略的协会比例在70%左右,大大低于“非常赞同”或“大部分赞同”政策参与功能的协会比例(甘思德,邓国胜,2012)。(www.daowen.com)

(2)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有学者探讨了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政府对行业协会管理体制安排与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结构属性和自主性,甘思德和邓国胜认为,行业协会的成立时间、游说态度、自主性与代表性程度均会影响行业协会的游说行为的积极性(甘思德,邓国胜,2012);江华和何宾则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行业协会生成方式、行业协会治理结构与行业协会影响政策的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江华,何宾,2012);潘旦通过对温州行业组织的考察也认为,行业组织治理能力、政府部门的治理观念及双方互动过程的制度建设等因素影响了行业组织的政策参与水平(潘旦,2011)。

(3)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目标与方式研究。有学者描述了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倡导的目标与方式:在政策倡导目标上,各级人大、政协,各级党委、政府均为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倡导目标;在政策参与方式上,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听证会、座谈会、茶话会、调研会等传递政策主张,向社会和媒体公开政策建议以间接影响决策,具体的做法还有召开研讨会或论坛,组织专家论证会,联合专门机构或专家发表报告,通过私人关系网络接触政府官员,以及公益事业或慈善捐款等(Kennedy,2009;周俊,2009)。

总体而言,关于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还不多,也不够深入。已有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概念界定不明晰。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在政策参与的概念上尚未统一,政策倡导、游说与政策参与等概念的运用存在混淆。(2)研究内容尚浅。在研究内容上,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现状、目标方式、原因与问题等方面,尚未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对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加以重构与解读。(3)研究的走向。进一步的研究不仅需要从内部视角挖掘不同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行为动机、政策窗口、政策企业家和利益协调与分配,还需要考察不同行业协会商会所处的政府结构、经济结构与政策阶段的环境差异。

基于国内外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研究需要探索政策参与的宏观外部环境与行业协会商会能动性之间交织而成的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的不同模式与互动机制;在结构—能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政策参与中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双重能动与策略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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