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国家与社会分离，还是国家与社会合作，市民社会和法团主义都侧重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静态结构论争。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快速发展，静态结构论争已经无法准确反映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与动态性。正如乔尔·米格代尔（Joel S.Migdal）提出的“社会中的国家”（Migdal，2001），彼得·埃文斯（Peter B.Evans）提出的“嵌入性自主”（Embedded Autonomy）（Evans，1995）和“国家与社会共治”（Evans，1997）等理论认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形塑和交织的动态关系。对此，研究者提出，不仅要关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单向的静态结构，还需关注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过程，更要关注社会组织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具体行动、自身组织与运作，以及自主力量方面取得的成果（Ma，2002；Pei，1998）。

1.行动分析的理论探索

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渗透的关系，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完全控制社会，也不是社会直接对抗国家，而是“被嵌入的行动主义”（Foster，2002；Ho & Edmonds，2007）。许慧文倡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国家与社会互为条件的交互作用”（Shue，2008）；鲍瑞嘉等人（Richard Baum & Alexei Shevchenko）指出，“国家与社会相互调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经验的核心”（Baum & Shevchenko，1999）。面对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化与多样性，学者试图构建新的研究模式来解读行业协会商会的差异化行为。

甘思德认为，应将研究视角从法团主义和市民社会的理论之争转移到对政府和行业协会商会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及其产生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上来。以中国钢铁、电子与软件产业的行业协会游说为例，他认为，企业所在行业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不同企业的产权形式和规模等才是政府与行业协会关系的决定性因素（Kennedy，2005）。“自利型官僚竞争模型”和“碎片化治理结构”（Fragmented Governance）都试图从国家内部纵横向利益分割的角度展开解读，它们都认为，中国国家并非铁板一块，国家各部门与地方政府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体，试图通过与社会组织形成“共生”结构来维系或争夺相应的权力与利益（Spires，2011；王信贤，2006）。对此，甘思德以政府试图通过行业协会商会组建中国市场经济为例，发现行业协会商会借此利用国家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权威争夺的矛盾来获取不同政府部门的支持（Kennedy，2008）。“利益契合”概念则从国家在处理与社会组织关系中的策略性选择和低制度化程度的角度展开，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比较案例为验证，认为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契合程度决定了国家对社会组织是选择支持还是限制，这与转型时期国家的主导地位和较高的自由裁量权有关（江华，张建民，周莹，2011）。“参与中成长的中国社会组织”理论从社会组织的自我治理以及参与公共治理的角度展开解读，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该理论突破了市民社会发展道路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截然两分，也不再拷问商会的自主性和镶嵌性，而是努力探讨如何促成政府与商会之间的合作共治关系的建立，并认为，商会只有通过广泛参与行业治理与社会管理并取得更高的治理绩效，才能获得更大的合法性空间，进而扩展自治空间（Yu & Zhou，2013；郁建兴等，2008）。(www.daowen.com)

2.行动分析的不足与缺陷

上述以行业协会商会为研究对象所展开的对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多元化与动态性的研究理论或模式突破了国家与社会关系静态的结构论争，并呈现出行业协会商会运作复杂性的一面。然而，上述行动分析的理论探索或强调政府的主导、渗透与控制所引致的策略性行为，或强调行业协会商会针对政府间不同利益分歧而采取的策略性行动，以及行业协会商会参与公共治理实现合作共治，往往忽视了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行动是在互动中持续调适的结果，且这种互动并非是固化的，也不是某一力量所能决定的，行业协会商会的策略性行动与政府的能动性回应都不能忽视。同时，行动分析还忽略了行为主体受到不同外部环境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影响。

此外，上述行动分析的研究理论往往偏好于案例研究分析，应用范围有限，其解释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行动分析尽管弥补了结构论争的静态性与单一化，形象地刻画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元化与动态性的真实图景，但是仍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在深入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解释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行为内在持续动态的演变逻辑。这就需要从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的多样化行动中去寻求其内在的共同逻辑，进而在总体上把握对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行为的研究。这既要考虑各个层级政府政策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也需要考虑行动者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