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财富呢?早在二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识到，天赋自然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无论一国的土壤、气候或领土面积如何，它的国民每年的供给(产出)究竟是丰富还是匮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它的人力资源——劳动力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世界银行从1997年以光利用基于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重新估计一个国家的财富及其构成。它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方法，仅把物质资本或固定资本作为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而把国民财富包括为四种：一是生产性资产(pro—ducedassets，也称产品资产)，包括投资，所形成的资本存货、城市土地等，通常是用投资存货模型来估计；二是自然资本，包括农业耕地、草地、林地、非木材林地、自然保护地、金属矿藏、能源资源等；三是人力资源，包括教育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初级劳动力劳动的回报和社会资本，通常后者是难以估算的因素，计算方法比较复杂，非农产值加上农业工资减去各类资源租金和生产性资产折旧。

世界银行(1997年)按PPP美元值估算表明：1994年在92个国家中，美国和日本人均财富分别为40．1万美元和30．4万美元，在92个国家中居第1位和第4位；中国人均财富为3．7万美元，居56位：美国和日本人均财富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10．8倍和8．2倍，其中美国和日本人均人力资源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11．0倍和7．4倍，美、日人均生产性资产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12．7倍和15倍：美国人均自然资产相当于中国人均水平的5．7倍。中国人均自然资产比印度人均自然资产低1／4，比日本人均自然资产高出30％。

应当说，采用国民财富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各国综合国力，这包括三大资产：人力资源、生产性资源和自然资源，但是不包括军事实力或军事资产。这也是我们制定国内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安全战略的最主要的参考指标。中国已经是居美国之后世界上经济总量或国民财富总量第二强国，但还不是经济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

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其中高收入或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占优先位置，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即使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也是最大的，超过了生产性资产和自然资产的比重。中国这一比重为77％。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来源，即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但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被人为地忽略了。

为什么中美两国人均收入水平(暂且用人均GNP来衡量)，人均财富水平差距甚大呢?这一相对差距主要在于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的相对差距。由于自然资源秉赋是“天然”的，很难改变，但是人力资源和生产性资产则是“人工”的，是可以改变的。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和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但中国不是世界上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1999年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量的20．9％，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22．4％，劳动力人口(就业与失业人口总和)占25．90，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58倍，4．72倍和5．40倍，但是人力资源仅相当于美国的44．3％。同样我们也发现中国是世界上人力资本(指总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或劳动力人口与预期寿命的乘积)第一大国，分别占世界总数的20．5％，22．0％和25．4％，但是反映人力资源最主要的指标劳动力回报率即劳动生产率，中国大大低于美国、日本、韩国。美中两国相比，平均劳动生产率相差10．9倍，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差23．8倍，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差4．5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8．6倍。由此可知，中美两国人均国民财富的主要差距来源于人力资源差距，而人力资源的差距又突出表现为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与传统的基于GDP的国民核算体系不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绿色GDP国民核算体系告诉我们，不合理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环境污染、生态退化将使自然资产损失；反之，投资于人民，大力开发人力资源是创造和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源泉。提高人力资源水平即是提高人均收入(如人均GDP)的基础，因为后者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增加国民财富的基础，因为后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力资源。

在21世纪中国如何创造更多更真实的国民财富，进而缩小与美国人均财富和财富总量的差距呢?它的政策含义是：(www.daowen.com)

第一，大规模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这可以产生明显的结构效应，即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较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人口从低收入、低消费水平乡村向较高收入、较高消费水平城镇迁移，可以从劳动力供给和人口消费两个方面长期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仅以1999年数据为例，在劳动力总数不变的情况下，即农业劳动力每下降1个百分点，农业劳动生产率可提高1个百分点，全国GDP和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可增加1．7个百分点，农村人口既可以增加农业收入，也可以增加非农产业收入。如果农业劳动力减少1／3，GDP可提高一半以上(约为55．3％)。为此，应对农民工实行“友好型”政策以取代“歧视性”政策，如发放劳务证使其劳动合法化；发放暂住证使其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取消户籍制，建立住宅和收入登记制；享有公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第二，进一步加速市场化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吸收和利用国际适用新技术，提高工业与服务业竞争力与劳动生产率。尽管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劳动力价格相差很大，在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与服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单位产品和服务的劳动成本比例过高，相对劳动生产率太低。中美两国工业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分别为4．5倍和8．6倍，中日两国分别相差3．4倍和6．3倍，中韩两国分别相差3．4倍和4．1倍。大规模地开放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使国内外企业成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高度化的主体，一方面有利于吸引外国投资者，另一方面外资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和竞争外部效应，也会积极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些都有助于缩小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差距。与此同时，政府转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保持社会稳定。

第三，政府应大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促进全民健康运动，使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进一步提高人口预期寿命，由1990年的70岁，到2005年提高至73岁左右，到2010年达74岁；加速发展各类各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中等教育普及率和高等教育普及率，提高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目前我国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入学率还明显低于美国、韩国和日本，其中高等教育入学率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果中等教育入学率2010年达到90％以上，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40％，那么人口预期受教育年限可由1999年的10．4年提高到2010年的13年左右，中国人力资本可提高1／4左右。

第四，中国应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对紧缺性自然资源实行战略性保护开发，即以保护节约为主，适度合理开发，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中国的基本国情特点是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自然资本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印度之后)，但也是世界上人均自然资本比较匮乏的国家，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6％，澳大利亚的7．6％，加拿大的7．3％；中国许多人均自然资产还低于印度、日本和韩国，如人均耕地资产为印度的58．4％，人均林木资源相当于韩国的75％，日本的41％，中国人均自然保护地又明显低于印度、日本和韩国。因此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特别是三大农业资源即耕地、水资源、林木和三大工业资源即石油、天然气、铁矿(包括钢铁材料)，提高资源进口比率，进而提高可利用的人均自然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