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鲁褒的《钱神论》向世人讲述了“钱”的故事：某日，一富家公子，驾车游览京城，途中偶遇老友綦母先生，只见此君面容憔悴，行色匆匆。公子问道：多日不见，先生欲何往?綦母答：打算到贵人处讨个差事。公子问：先生可曾读过《诗经》、《礼记》、《易经》吗?綦母回答：当然读过。公子说：既然如此，岂不知《诗经》曾述，有了钱，朋友才会尽力相帮；《礼记》亦言，男女要有“玉帛禽鸟”、“榛栗枣”才能结秦晋之好；《易经》告诫，“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我看先生所为与之大相径庭，十分不合时宜。

綦母应声答道；我追求的是物质清谈，精神富裕。公子闻听哂笑道：先生此言差矣!您既不通古，也不识今。现在时代变，观念亦变。您还空谈什么清谈、什么精神。如今，有钱者高贵，贫穷者低贱。若固守旧观念，便如同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其结果，不仅终身受穷，并且永无出头之日。进而，公子开导綦母说：“钱之为体，有乾坤之象：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利，不患耗折。难朽象寿，不匮象道，故能长久，为世神宝。亲爱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笑之口。钱多者听其前，钱少者居其后……”说毕，公子大笑，拂袖扬长而去，只剩下綦母先生痴呆呆站在路旁，无言以对。

应该说，鲁褒的宏论，将钱描绘了个惟妙惟肖，分析了个透彻入骨。既然，钱有这般神通，也就难怪世人对它顶礼膜拜。

中国的方孔钱产生于战国后期。古人将钱特意铸成内方外圆，其寓意不言而喻。内方代表土地，外圆象征天空，将天地乾坤浓缩于小小钱币之上，足见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从古至今，患生于多欲。为了钱，一些人走火入魔，误入歧途，或贪赃枉法，贪污受贿，或巧取豪夺，打家劫舍；为了钱，一些人父子成仇，兄弟反目，或相互欺骗，尔虞我诈，或骨肉相残，丧身败家。

对于钱，国人是爱恨交加。爱的时候是称兄道弟，“孔方兄”不住嘴儿地叫，甚至不惜自贬身份，甘当孙子，尊钱为“爷”，每日三柱香，乞求“财神爷”保佑。恨的时候则对它咬牙切齿，钱就成了“王八蛋”。这时，说“男人有钱便变坏，女人变坏便有钱”还是客气的。君不见，“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钱财本粪土”之类的话，典籍里比比皆是。

其实，钱本来没有什么特别，马克思早就告诉过我们，钱其实也是商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一点的商品而已。金钱本身并不产生邪恶，相反，恰恰是人类自身的行为，将邪恶异化在它的身上。孙中山倒是颇为客观：“钱币者，文明之一重要利器也。世界人类有了钱币之后，乃能由野蛮一跃而文明也。”(www.daowen.com)

当然，钱的确又是一把双刃剑，把握得好，是利己惠人的工具，把握不当，则是害己伤人的凶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于钱的把握，无非两点：一是获取手段，二是使用目的。前者体现了人性善恶，后者显示了人格高下。

这些年，在给方方面面的人上课时，我都在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利、求利、自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观察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学之所以存在，特别是市场机制的运行，就是利用人的这种本性。但是，人之所以是人，又在于他(她)不仅仅是经济人，还在于他(她)同时也是社会人。人是有多重需求的，马斯洛的概括是有五个层次。人作为社会中生存的个体，在其追求当中，除了利己的动机之外，还会有诸如利他主义、自愿奉献和意识形态等目标，还会有许多精神道德层次方面的追求，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与社会平等和正义公正的追求。因此，就钱财的获取而言，超经济的言行并不罕见。孔夫子教导我们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倡导“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对于金钱的使用，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比获取金钱更为重要。有个英国的道德学家就说过，“赚钱比懂得花钱要轻松容易得多，并非是一个人所赚的钱构成他的财富，而是他花的钱和存钱的方式造就了他的财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和民族，若“驱天下以为从，罄万物以自奉”，将贪虐至极、豪奢竟逐奉为准则；把及时行乐、纸醉金迷看作时尚，放弃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那么，失去的不仅仅是金钱与财富，而且是气节与灵魂。

东扯西拉到这里，不知在你的心中，钱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