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名羽，字云长，祖籍山西解县，三国桃园结义故事妇孺皆知。

关羽死后，得到后代统治者的推崇，明清以前，关公已得到“护法伽蓝”、“崇宁帝君”、“武圣人”的褒封。明成祖、明宪宗都曾下令全国重修关帝庙。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清世祖再封关公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嗣后的康、雍、乾、嘉、道、同等朝又屡加封谥，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关圣大帝的封号便垛迭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共24字。当时关帝庙(武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清末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而关帝庙则多达30万座。武庙数目之多，信仰人数之众，连孔夫子也望尘望及，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

关公在中国古代商人中更具有独尊的地位。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为加强同乡或同行商人的凝集力，常在会馆内定期举行祭祀大典和娱神活动。祭祀的神多有行业区别，如药王、马王等，也有共性的尊奉，如老君、妈祖等。而影响最大的是关公。其时，山西商人财雄势大，足迹所至大江南北，水陆码头，交通要津，到处建有规模宏大的“关帝圣庙”作为会馆。因为明清时关公曾被御封为“关圣大帝”，所以每一处会馆都取宫殿式布局，事巨用广，工大费奢，往往“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其建筑技艺之精巧，殿阁楼宇之辉煌，令人叹为观止。

为什么山西商人对关公如此敬奉，不惜耗费巨资，而且代代接续相沿不衰?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一个“义”字，关公在民众心目中成为诚、信、忠、义的化身。他在民众的虔诚的祭祀中被神化，赋予他惩邪镇恶、降福消灾、神鉴洞明的神威；同时他又被民众作为活的楷模，赋予他道德、伦理、人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最优秀的品格。所以他获得了与孔夫子并立的“人伦师表”的殊荣。如建于乾隆年间的山西苏州全省会馆在碑记中盛赞关夫子“重信义，崇正直”，“不欺所事，不负所托”。清代山西商人在汉口会馆的春秋楼内的匾额上则书写“直心道场”，赞扬关公的仁义、正直。会馆内，山西商人在举行集体性的定期祭祀及娱神活动的同时，也是在接受关公优秀品格的潜移默化的教育。(www.daowen.com)

中国商人的伦理的历史固然不是从大批修建关帝庙为起始，但山西商人借助关公文化文风，使明清时代成为中国商人伦理文化最为兴盛，最有号召力的时代。明清山西商人王文显提出“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凡事以道德信义为依据。”清代山西商人乔致庸更强调“首重信，次讲义，第三才是利”，排定了信义与利益的次序。这和民众眼里关公倡行的诚信仁义精神是完全相符的。在山西商人眼里，关夫子是比孔夫子更亲近、更真实的民众之神，关公一生身体力行的诚、信、仁、义是具体的、形象的、生动的，是永远富有生命力的。关公作为山西商人崇奉的神圣，对商人行为所起的潜在的震慑作用是巨大的。商人对关公的崇奉，并不只是为乞求神的庇佑，而是为了以关公的忠义仁武之德，磊落光明之行作为商人风范，受关公的明察、督促，使其触目惊心，不敢为非作歹。

关公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山西商人足迹所至的大江南北，同时也覆盖了海外华人世界。香港、澳门地区的所有商店，几乎无一不供奉关公圣像，以表示店主崇奉信义和虔诚。台湾地区现有关公庙四百多座，四季香火不断，顶礼膜拜的信徒为数众多。华侨所在的国家也都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关帝庙，也是香火绵延，游人云集，成为旅游观光的热点。新加坡还在海滨耗资百万新元，塑造了八尊中国圣贤的花岗岩塑像，关公以他诚、信、忠、义的崇高品格和神武气概荣列八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