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我们自己并不太清楚目前的我们正在丢失什么。我们每天梦寐以求的是，怎样把钱赚到口袋里?怎样使资金流动起来?消费活跃起来?为此，我们有很多举措，而且不仅是市场的，还有不少是行政的。

可问题依然存在。

但是，当有人指出阻碍赚钱、阻碍资金流动、阻碍消费活跃的并非是货币政策，而是广泛的社会信用不足时，我们相信吗?不错，有很多人不信。

对财富与利益的贪婪，以及对获取财富和利益的手段的忽略不计，正在成为我们社会的某种普遍现象。这一点并不仅局限于“引车卖浆者”或有很高学历的“儒商”，那些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若干公职人员亦不例外——扎扎实实、勤劳诚恳的品行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追求，而投机取巧甚至坑蒙拐骗者更很少有感到可耻的。

因为有不少人这样说：这就是市场经济。(www.daowen.com)

1776年，亚当•斯密的《原富论》问世。这部被称之为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第一块里程碑的巨著，与其说是阐述经济学，还不如说是在探究经济领域的道德问题。再后来，又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问世。书中谈到经加尔文改革后的新教作为一种伦理观，哺育了真正的资本精神，它使清教徒有了一种合乎理性的投入职业的精神气质，从而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理性化与经济昌盛。

显然，与这些市场经济的奠基命题相对照，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认识是很离谱的，相反，市场经济其实是很讲究“理性”和“精神”的。

把“市场”与“精神”融合在一起，是“赚钱”的外在要求，还是“做人”的内心渴望?解决问题靠“自律”还是靠“他律”?提出“市场疲软”的实质是信用不足的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经开出过四剂“药方”：一是尽快理顺企业的产权关系，因为产权不明晰就没有信用；二是国有、民营都要保护，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律平等；三是司法部门要严格按法律办事，那种“花钱来消灾”的行为最影响社会信用；四是尽快建立完整的信用纪录，那样，就不会有人敢用做假账的会计。同时，他还呼吁，全社会的每个人都要讲信用，官员更要做讲信用的带头人。这其中既有“他律”，也有“自律”。

信用不足问题的提出，一方面预示我们可能走上一个更理性、更扎实的层面，但更应该看到的是“另一方面”：倘若这一问题不能得到较好解决，我们失去的肯定就不仅是几单生意，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了。接下来，我们又失去了更多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