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经指出：“一方面是殖民地国家，它们还不能帮助我们；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我们的敌人。现在形成了某种均势，很不可靠的均势。但我们还是应当考虑这个事实。我们要生存，就不应当闭眼不看这个事实。或者是立刻战胜整个资产阶级，或者是向他们交纳贡赋。我们公开承认，我们决不隐讳，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租让是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但我们赢得了时间，而赢得时间就是赢得一切，特别是在均势时期，当我们的外国同志正在扎实地进行革命准备的时候。革命准备得愈充分，胜利就愈有把握。可是在这以前我们不得不交纳贡赋。”^[25]虽然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但是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以及后来有所发展但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仍然不得不参与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向资本主义交纳贡赋。香港在回归前的繁荣主要来源于对这种贡赋的抽成或者说是收中国进出全球经济的过路费。而随着中国全面对外开放，深圳取代香港成为更加方便和低廉的进出口通道，进入新世纪后，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事后才向公众承认，在入世协议的反倾销条款方面，谈判时是做出了一些让步。^[26]

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一些波折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调整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引进西方国家最新技术设备，建立新兴工业。1962年到1963年，批准进口20个石油化工成套设备项目（后实际进口14项）。1963年至1964年，批准100多个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部门的项目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设备。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建立了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衣剂、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的基础。^[27]这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个时候，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还很浅，进出口贸易主要还是为了引进国内生产所需的物资，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介入经济全球化，20世纪70年代早期，中国抓住时机，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到改革开放时完成了与美国的建交，解除了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许多经济封锁或限制，使得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成为可能。同时，这个时候中国拥有大量低廉的但经过社会主义公共教育而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既满足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进行资本输出的需要，又满足了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中国生产的低价商品降低本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提升利润的需求。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得到了迅速的提升。(www.daowen.com)

恩格斯曾经指出：“德国在世界市场上出现得晚；我们的大工业产生于40年代，它通过1848年的革命获得了初步的发展，并且只是在1866年和1870年的革命至少为它扫除了最严重的政治障碍以后，才充分发展起来。然而，它发现，世界市场大部分已经被占据了。供应大路商品的是英国，供应精致奢侈品的是法国。德国既不能用价格来击败英国，又不能用质量来击败法国。因此，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循着德国生产的常轨，暂且带着对英国人来说批量太小、对法国人来说质量太差的商品挤进世界市场。……任何地方——甚至爱尔兰的家庭工业也未必能除外——的工资都不像德国家庭工业的工资那样低得可怕。……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德国才在世界市场上在销售一系列小商品方面具有竞争能力。资本的全部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这就是大部分德国出口商品价格低廉得令人吃惊的秘密。”^[28]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是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提供的低劳动力成本取得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的，但我们要像发达起来的德国那样改变这种状况，否则中国也不可能发达起来。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的人口总量大，土地面积大，中国也不能只按欧洲某一国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而是应当同时采用多国方式，比如既像当年的英国那样生产大路商品，又像当年的法国那样供应精致奢侈品。

改革开放之初，除了廉价的劳动力外，中国的高额关税也迫使一些西方企业不得不到中国投资生产面向中国销售的商品，以避开关税，这样带动了中国的相关生产和经济活动。然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关税已经不再成为这样的障碍了。国际奢侈品企业没有在中国设厂的压力，可以靠向中国直接出口来占领中国市场。因此，应当考虑在流通环节征收奢侈品特别增值税，同时在生产环节允许用特别增值税抵扣所得税等措施来迫使国际奢侈品企业到中国办厂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