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18]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与资本主义尤其是帝国主义性质不同的世界经济交往活动也出现了。苏联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援建中国的156个大项目，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华援建的一些小项目就体现了这种不一样的经济全球化，而新中国后来对亚非拉的第三世界国家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经济援助，同样是与西方国家殖民主义不同的经济全球化。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中国、沿线国家和本地区发展需要，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顺应了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19]，更是开创了国际经济新秩序下的经济全球化。

1949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当时只有6个成员国：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其宗旨是在平等代表权的基础上，把交流生产经验，相互提供技术援助，相互供应原料、粮食、机器和设备作为其任务。接着，阿尔巴尼亚和民主德国加入了该组织。从60年代起，经互会由于先后接纳了蒙古、古巴和越南，成为一个横跨欧、亚、美三大洲的国际性经济组织。经过40年发展，大多数经互会国家从战后国土满目疮痍、经济百孔千疮，经过百废俱兴，都已跻身于世界工业化国家之列。^[20]卡斯特罗回忆，当美国用虫灾和病毒破坏古巴甘蔗种植和糖业生产使古巴不能履行对苏联供应蔗糖的承诺时，苏联从未停止承诺的货物供应。他记得他曾同苏联人谈判有关糖的每一分价格，他发现了过去只有在理论上知道的不平等贸易。他们确保一个高于国际生产的价格。协议一签就是5年，如果5年开始时古巴向苏联供应若干吨糖用来支付苏联向古巴供应的商品，在5年快结束时，苏联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上涨了20%。在谈判中，苏联总是对古巴慷慨，有一次，国际市场上糖价一时上涨到（每磅）19美分，古巴要求按这个价格计算，苏联同意了。这后来成为执行社会主义原则的基础，即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应该支持那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21]但是，在苏联解体前，经互会解散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沉重打击。

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苏联和中国相反：“不提倡各国尽量搞，而提倡‘可以不必生产能靠其他国家供应来满足需要的产品’。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他们不懂得，这样‘管’起来，对他们自己也不见得有利。”^[22]经互会试图跨国搞计划经济，用带有计划性的国际分工把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得过紧，容易出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波动就能极大地影响到所有会员国，在经济结算方面的慷慨也容易引起各方面的矛盾。尽管如此，社会主义国家所推行的不以掠夺为目的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使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无法带给他们的巨大的利益。即便古巴这样的社会主义小国也对他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当美国在中美洲设立的医生培训中心培训出了大约100人的时候，在古巴有数万名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学生在学医，他们全都享受助学金，免费学习六年，他们中甚至也有美国青年。^[23](www.daowen.com)

而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最初是从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开始的。截至1971年，中国给尼泊尔的援助6370万美元、锡兰8480万美元、阿富汗2750万美元、巴基斯坦达4.457亿美元。1971年至1975年，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占同期经济援助总支出的43.4%。1970年至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