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不是基于共产党员个人，也不是基于某些党支部或党组织，而是基于国有企业以及国有科研机构，其中最有力的代表者是国有企业。事实上，国有企业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时期，西方国家仍然保留了相当规模的国有企业。在那里，国有企业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尽管那里的非国有的一些私有大企业也能代表该国一些先进的生产力。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1]在2008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爆发和深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将很多企业国有化，也再一次证明国有企业在调节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方面以及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

但是，西方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人不认可国有企业。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该刊一方面承认政府和国有企业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崛起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对新兴国家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措施进行怀疑和攻击，意欲“劝阻”新兴国家放弃“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维护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和垄断地位。英刊的这种矛盾，表明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新兴国家综合国力的代表。西方这股单方面反对新兴国家国有企业的歪风也影响了国内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人提出“国有企业和市场经济不相容论”，要求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甚至取消国有经济，或者国有企业只能承担公共服务的职能。这些观点所反对的其实并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旨在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因为，按照这种说法，只有私有企业才与市场经济相容，从而社会主义也必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只能是一句口号，其实质就只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的问题与其说是理论问题，不如说是实践问题。除了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存在不少国有企业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有企业的发展，甚至走出国门在国际竞争中的发展都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与市场经济相容的，这也表明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完全成立的，同时在国际上的成功竞争也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具有先进生产力的。(www.daowen.com)

有人因为恩格斯曾经批评德国俾斯麦政府的国有化为“冒牌的社会主义”^[2]而反对中国的国有企业，主张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但这样一来，他就倒退到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上去了。而在反对冒牌的社会主义之后，恩格斯指出，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3]其实，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之所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恰恰是因为我们缺乏对生产力的本性的认识，还没有掌握它的活动、方向和作用，同时也还不清楚应当如何有效地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从而还需要一边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边摸着石头过河来进行探索。而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成就也在于，我们越来越清楚，必须发展壮大国有企业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记搞好国有企业、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的重大责任，加强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组织领导，尽快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成效。^[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