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凯恩斯认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论从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本性来看，还是从经验中的具体事实来看，我们可以具有很大的信心来使用一条基本心理规律。该规律为：在一般情况下，平均说来，当人们收入增加时，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样多。”^[14]由此引出西方经济学的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这是因为，收入是通过供给获得的，而消费的增加如果低于收入的增加，就会使得供给大于需求，从而这一理论要求政府在一定情况下扩大开支弥补市场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使经济能够平稳发展。

但是，社会不是人，没有所谓社会的心理。如果就社会中的人而言，这些人分为不同阶级和阶层，其心理存在较大差距。其次，穷人的债务大于资产，其消费常常高出收入，不得不负债进行消费，从而不符合这一所谓的心理规律。而穷人之所以会这样做，不是因为其心理与富人不同，而是因为其收入不足。对于那些不断消耗以前的积蓄来生活的无收入的老年人来说，也不符合这一所谓的心理规律。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不依赖主观的心理同样地解释了整个社会中消费增加的绝对量低于收入增加的绝对量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15]正是这种被迫的积累，使得资本家不得不将大量收入不用于消费，而穷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西方经济学的上述观点只不过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蹩脚地歪曲成有效需求不足而已。而凯恩斯开出的药方即使在各种有利条件的配合下，也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遇到了滞胀这样的重大挫折。这是因为，这些药方只是考虑如何在维持人民群众贫困的基础上解决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但“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16]。事实上，西方国家底层民众由于收入低下而消费不足，存在大量的需求，只不过他们的需求因为没有钱去满足而在那里被称为无效需求。西方国家对需求的调控只是为了满足富人赚钱即获得剩余价值的欲望，从而只会导致生产更加地相对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劳动者仍然大量缺乏那些卖不出去的商品，劳动者需要满足的消费量远远超过了这些相对过剩的商品。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不上扩大内需的问题，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主张通过公共工程来扩大对资本家剩余商品的需求。相反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产品的所有者，扩大的再生产也只是为了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从而不会发生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而只会存在要求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生产相对不足或相对短缺的问题。这也说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充分表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善需求结构，其中最重要的含义就是要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人民群众的需求满足从基本需求转向较高层级的需求。这也是该报告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的原因。当然，这个指标能够用中位数取代人均数就更好了。(www.daowen.com)

除了生活需求外，生产需求的调控也很重要。一些人根据西方经济学的错误学说，提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其中，特别看重消费和出口的作用。但是，对于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是生产性投资。即便从GDP的计算来看，由于折旧计入GDP，因此同样一笔资源花在投资上和花在消费和出口上，可以得到不同的GDP，前者带来的GDP数额更多。但是，生产上的投资也不是越多越好。马克思指出，一些长期投资项目，如铁路建设，在一定时期内会消耗大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不提供任何有用效果，因此，长期投资需求、短期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协调好。

马克思指出，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比起来，在新社会里，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17]因此，在需求的调控中，政府部门本身的需求特别是公款消费尤其需要加以限制，但也不能因此而削弱政府应当发挥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