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5年末中国总人口13.7亿，其中农村人口6亿。从一个工业国和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需要城镇化。虽然一些大城市拥挤不堪，但中国的城市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的中国不仅苦于城市的发展，还苦于城市的不发展。

关于资本主义的城市化，恩格斯指出：“蒸汽机的第一需要和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的主要需要，就是比较干净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所有的水都变成臭气熏天的污水。因此，虽然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工业资本家又总是力图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所必然造成的大城市，而迁移到农村地区去经营。关于这一过程，可以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纺织工业地区详细加以研究；在那些地方，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在金属加工工业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形，在那里，一部分另外的原因造成同样的结果。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作植物的肥料。”^[28]

有人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三农”问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没有关注到德国的农民问题。事实上，在《马尔克》一文中，恩格斯指出，“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了。欧洲农业只有进行社会化经营和依靠社会去经营，才可能继续存在”。^[29]之后，他告诫德国的农民们：“一个尽管是衰落的自由农民阶级的复兴，却有这样的好处：使农民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协助下，能够自己帮助自己，只要他们愿意懂得怎样做。但是怎样做呢？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但不用其陈旧的过时的形式，而用更新了的形式；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土地公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公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除农业以外去经营利用蒸汽动力或水力的大工业，并且不用资本家，而依靠公社去经营大工业。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就是使目前自己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要使这些被排挤出田野耕作的人不致没有工作，或不会被迫涌入城市，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而这只有大规模地、利用蒸汽动力或水力来经营，才能对他们有利。”^[30]关于农村的经济发展，恩格斯还提到过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话，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为多余的；劳动的这种节省也就是大规模经营的主要优点之一。要给这些劳动力找到工作，可以用两种方法：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并且这同时会保证总的社会领导机构有必要的影响，以便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31](www.daowen.com)

恩格斯的上述论述，不仅直接提供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案，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指南。实际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就是要在农村解决工业生产的问题，要进一步发展乡村工业，并使之现代化，或者使农业本身工业化，而不是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只在农村留下务农的人。而城镇化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现代化的农业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农村劳动力，富余的农村劳动力必然要进城转化为城市里的劳动力。另一方面，留下来的农村人口也不能仅仅只是务农，还应当有一些副业，甚至包括工业性的副业，而不只是盲目照抄照搬城镇小区建设模式、搞不切实际的大拆大建和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从而真正使传统农村发展成新型农村。这不仅意味着应当减少农民外出到大城市或省外城市沦为雇佣工人，而且意味着应当大力根据统一的城乡布局就近发展集体性质的乡村企业，使农民（工）能够为自己积累生产资料，更快地成为共同富裕的一员。这样也有利于就地实现城镇化和发展中小城市，避免大城市出现人口拥挤，进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如下要求：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推动城镇化向质量提升转变，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32]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