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展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相应展开。改革开放以后，人口自由流动的限制被取消或被弱化，人口流动加剧，沿海地区的城市，包括中小城镇，也由于地理区位优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农业发展迅速，形成了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些富余劳动力也以农民工的形式进入城市。中国城市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规模日益增大。部分大城市，甚至出现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的“大城市病”。

在谈到英国工厂制度时，马克思曾经指出：“在工业普遍增长的同时，个别地区也有衰落现象，在许多郡和城镇，一些原有的工厂甚至完全消失。决定这些变化（包括衰落和增长）的一般规律，就是那条遍及现代工业所有一切部门的规律，即集中的规律。”^[8]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所体现的也正是市场经济的这种集中规律。除了一些大城市过于庞大，还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由于资源逐渐枯竭而衰落，以及部分城市由于周边城市的集中效应，如河北省的一些城市由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集中效应，导致这些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外流，而得不到相应的发展。

为了应对中国首都北京市的大城市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研究考虑在北京之外建新城，使之成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最终这个新城确立在雄安新区，在这里建新城，不会过多打扰当地人的生活，涉及搬迁量少，能快速起步见到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个新城，形成北京新的“两翼”。这是我们城市发展的一种新选择。在新的历史阶段，集中建设这两个新城，形成北京发展新的骨架，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9]为了抑制大城市病，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10]这也是在资源配置上要求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以应对市场经济的集中规律所造成的问题。(www.daowen.com)

除了建新城，立新区，在中国城市发展中，还出现了城市群。城市群的出现，首先是因为城市的扩大和交通便利，从而使得原本相距较远的城市之间，变得不再遥远，甚至城市之间的交通用时还少于城市内部的交通用时，与此同时这些城市又没有接壤，不方便合二为一或合多为一，成为单一的城市，只能以城市群的形态出现。一些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同质的，互相竞争资源，浪费严重，效率不高；另一些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则是密切联系，互相促进，协同发展。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重点放到促进城市群的发展上。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11]他还在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出的要求中指出，要着力调整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分工协作，提高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下决心破除限制资本、技术、产权、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各种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在区域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