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不久，中国开始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以推动经济政策特区的快速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1]这些经济政策特区（除了邓小平同志在这里提到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还包括后来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生态工业示范园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等）的设立，一方面，起到了改革先锋的作用，通过试点，总结经验，纠正偏差，消除疑虑，然后再向更大的范围推广。另一方面，也起到了控制风险，保持社会平稳发展的作用。1985年6月29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不要紧。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2]虽然说是不要紧，但是从1986年底开始出现社会风波，到1989年春夏之交，社会稳定受到冲击。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到：“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3]其实，各项改革都要小心谨慎，因为它们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先进行试点，正是体现小心谨慎的做法。虽然邓小平同志后来指出：“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4]但其实，这不算是失误，只不过没有冒进而已。

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大城市。经济特区的发展得益于政策的特殊性和中央权力的下放。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到：“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表明，价值的创造在于劳动时间的凝结。中央权力的下放和特殊政策使得经济特区能够大大减少等待劳动的时间，能够把大量的时间转化为有效劳动时间，从而提高了劳动效率，得以更加快速地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特区的高效率形成了地区差异，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级差地租，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的进入，而且吸引了大量内资的投入，从而加快了经济特区自身的积累，集中力量办大事。

马克思在分析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时曾经指出：“那种以为贸易的发展会与所开放的通商口岸数目成正比的错觉，时至今日已该破除了。请看英国、法国和美国海岸上的港口，有几个发展成了真正的商业中心？在第一次对华战争以前，英国人只限于到广州进行贸易。让出五个新口岸，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这一点可以从引自1856—1857年关于各地贸易状况的议会蓝皮书的下列数字看出来。同时还应该记住，广州的商品进口额中也包括由广州转运到厦门和福州的进口商品。”^[6]事实上，四个经济特区只有深圳发展得最快最好，并造成毗邻深圳的香港经济的衰弱。要知道，香港曾经是中国对外贸易通道，香港的繁荣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对外贸易通道增多，很多对外贸易无须经过香港。仍然需要流经香港的部分贸易，也可以渐渐地由香港转移到深圳，就像一百多年前“渐渐地由广州转移到上海”一样。(www.daowen.com)

不仅经济特区如此，其他经济政策特区也是如此。对多数经济政策特区来说，设立的越多，级差地租类的利益越少。另一方面，如果特殊经济政策能够带来利益，那么，对于那些非经济政策特区就显得不公平，因而特殊经济政策一旦实验成功，就应当推广到非经济政策特区，从而逐渐做到特区不特，直到需要试验新的特殊经济政策，再立特区为止。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7]的确，经济政策特区的设立本身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由中央政府设立的，而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因此，经济政策特区的发展不能作为一些人否定计划经济的证据。同时，经济政策特区强调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强化了“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不利于思想政治工作，不利于两手都硬。因此，一方面必须在经济政策特区中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加强“社会对财富的统治”，为思想政治工作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展，可以尝试设立共同富裕经济特区，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先行区，争取率先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并为其他地区迈向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提供经验。